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问起大臣萧瑀（萧詧的孙子，杨广正妻萧皇后的弟弟，以“耿直敢谏”闻名历史），隋文帝杨坚是个什么样的人？
萧瑀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飨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开国皇帝：
他的颠沛流离了大半生最终却成为西魏大将军的父亲杨忠，让他从出生之日起，就步入了北周的权力中心；
尽管由于宇文护的压制，他没能一开始就飞黄腾达，但是，这却让他得到了宇文邕的赏识，获得了国丈的身份；
正因为国丈的身份，他幸运的被宇文邕的宠臣们看重，成为摄政；
兴兵反抗的尉迟迥，非但没能动摇他的地位，反而为他最终篡位称帝扫清了障碍，当前辈王莽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来进行政治整合之时，他却只需要一年；
他完全继承了宇文邕的政治遗产，当他建立隋朝后，南北朝末期北方的分裂已经结束，“北强南弱”的局势越发明显；
当他最终决定要统一天下时，他的对手，居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能的亡国之主——陈叔宝，以至于，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灭亡了南陈；
突厥曾一度让他寝食难安，但是，幸运的是，他有个叫做长孙晟的部下，以其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帮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心腹大敌；
……
然而，当千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却很难将“幸运”二字作为标签，安在杨坚的头上，相反，我们要感谢这种“幸运”，我们必须这样说，“幸运”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过杨坚这样的皇帝。
跟一般人不同，我准备从杨坚的缺点开始谈起。
当我们翻开二十四史，翻开《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皇帝，我们想找他们的缺点非常容易，史官们会毫不留情的，不吝笔墨的，将这些皇帝的种种荒唐，曝露于史书之上——以至于近现代很多哲人感慨，中国人何其不幸，居然在这些玩意手下过了几千年！柏杨先生就将中国历史称为“酱缸社会”。
当然，柏杨先生此语不免过激，在我看来，我们能了解到中国皇帝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烂事，恰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体现——试想，在特权社会，哪个国家的当权者没有乱七八糟的丑事呢？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历史将其保留的如此完整呢？
我们赞颂民主制度时常说，民主政治的高明，不在于没有丑闻，而在于，一旦出现丑闻，这就会很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国政治文明的先进，不在于能够避免种种丑闻，而在于，大部分的丑闻，都会在千百年之后，成为后世之人的谈资。
然而，在史官们毫不客气的笔触下，我们要寻找杨坚的缺点，却显得极为困难。我翻遍《资治通鉴》，最后发现，如果硬要说杨坚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如此种种，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苛。
所谓“苛”，于杨坚而言，就是他总是试图将所有事情都纳入自己预想的轨道上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缺乏一些弹性，他显得有些刻板，他没有恢弘的气度，他渴望他的国家、他的臣民、他的子女，都照着他的要求前进，他不能容许在这个过程里，出现任何的偏差。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杨坚的这个“苛”字吧：
在前文的《使命》一章里，我们说，杨坚的重要任务，是重建一个价值体系。在漫长的乱世中，我们看到的，是道德的日渐沦丧，要说明这一点，我们窥一斑以见全豹，看看自六镇兵乱以来，中国的统治家族出现了多少次的骨肉相残吧：
北周时期：宇文护诛杀了自己的两个堂弟，宇文觉和宇文毓；而后，宇文邕又诛杀了他的堂兄宇文护；宇文赟即位后，对他的叔叔宇文宪痛下杀手；
北齐时期：这个我们前文已经讲了很多了，高纬诛杀其弟高俨；高洋诛杀三弟高浚和七弟高涣，堂叔高岳也为其所诛，六弟高演也险些倒霉；高演诛杀了他的侄子高殷；高湛诛杀了侄子高百年，而高浚、高涣之死，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澄则残酷对待他的弟弟们，尤其是高洋……
南陈时期：陈叔陵在陈顼驾崩的次日，用切药刀猛砍陈叔宝；陈叔宝的父亲陈顼夺得帝位，是因为干掉了其兄陈蒨的嗣子陈伯宗；同样的，陈蒨称帝后，也干掉了从北周回国的陈霸先嗣子陈昌；
南梁时期：萧绎干掉了其弟萧纪、其侄箫誉，间接逼死了萧纶，萧詧此后又报了萧绎的一箭之仇；而在整个侯景之乱中，萧氏子弟们，几乎都在围观，眼睁睁的看着宫城被侯景攻破……
而在六镇兵变期间，还发生了又一件人伦惨剧——胡太后杀掉了儿子元诩。
当然，有人会说，政治无父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南北朝这样，从六镇兵变（公元524年），到隋朝一统天下（公元589年），65年的时间，光皇室宗亲内部，就出现这么多的人伦惨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由此可知，当时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面临着怎样的巨大冲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坚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只用了一个字——孝。
大力倡导这个字的，乃是杨坚早年的宠臣苏威，曾经他对杨坚表示：“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杨坚对此颇为赞赏，并将此作为治国之本。
杨坚之所以如此看重一个“孝”字，是因为，这是传统道德的基准点，由这个“孝”字可以无限发散，由家发散到国，由子女对父母发散到臣对君，换句话说，“孝”其实是“忠”的根本，只有把“孝”稳固了，“忠”才能立足。
对这个问题，吕不韦在《吕氏春秋》里就发表过一番见解：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为了贯彻这个政策，杨坚让苏威做“五教”，以教化民众，并开始树立典型；《隋书卷七十二》中，记载了隋文帝表彰孝行的多个典型，大家不妨一观。
当然，“孝”的目的是为了“忠”，所以，在“孝”和“忠”之间，杨坚也是通过实际行动，来表明了他的态度。在北周五王事件中，有个叫李安的人，曾经“大义灭亲”，向杨坚告发了其叔跟赵王的“谋反”情事，杨坚对此极为赞赏，还为此下诏表彰了李安的“忠”：
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尽事君之道，用能弘奖大节，体此至公。往者周历既穷，天命将及，朕登庸惟始，王业初基，承此浇季，实繁奸宄。上大将军、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其叔璋潜结籓枝，扇惑犹子，包藏不逞，祸机将发。安与弟开府仪同三司、卫州刺史、黄台县男悊，深知逆顺，披露丹心，凶谋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诚节，嘉之无已，懋庸册赏，宜不逾时。但以事涉其亲，犹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处有地，朕常为思审，遂致淹年。今更详按圣典，求诸往事，父子天性，诚孝犹不并立，况复叔侄恩轻，情礼本有差降，忘私奉国，深得正理，宜录旧勋，重弘赏命。
当然，对于杨坚所提倡的这个“孝”，朝内也有反对意见。
反对的人中，有一个叫何妥的，他是这么说的：“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
何妥同志是苏威多年的政敌，他这个话，主要是为了指责苏威不诚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朝内某些知识分子，对这种生搬硬套的“孝”，是不敢苟同的。
反对的人中，还包括李德林，他的意见则更加击中要害，他认为“孝”乃人之天性，根本无需设教。李德林这么说，自有自资本，他青年时代有过“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正严冬，单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十六岁”的表现，对于“孝乃天性”这句话，自是有其深切体会。
当然，也正因为李德林说话切中了要害，所以，大大触怒了杨坚，何妥反驳苏威时，杨坚只是一笑置之，而当李德林发言时，杨坚却勃然大怒，严词反驳：“……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
李德林反对“设教”，并不是说他反对“孝”，而是说，他反对杨坚所提倡的“孝”，因为，杨坚和苏威所提倡的“孝”，乃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孝”，是泯灭人性，口号式的“孝”，他不认为这样的“孝”能有什么意义。杨坚的这种“孝”，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说的“吃人的礼教”。
李德林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的。苏威把这“五教”，不仅应用在了北方，还应用在了南方，试图全国推行，北方由于隋朝统治基础比较牢固，没有出现反弹，而在南方，老百姓对这一套就很不客气了——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由此可见，杨坚的这套意识形态式的灌输，并不得民心，然而，可惜的是，即便如此，杨坚本人却也找不到更好的教化方式了。
从一个“孝”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杨坚的缺点，他治国过于条框化，缺乏想象力，显得生硬而刻板。当然，这跟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十三年的寺庙生活，而后在北周政治圈中的浸淫，都造就了他严肃有余而活力不足的特质。
杨坚的“苛”字，还表现在他对臣下的猜忌上，《资治通鉴》记载：
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杨坚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发现有过失，都会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这招很损，故意派人行贿，如果有哥们不长眼，那就对不起你了）。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这是杨坚最残暴的地方，喜欢在殿庭打人，有时候一天能处决四个，最牛逼的是，甚至有哥们因为过于仁慈，举杖打人不够狠，直接被杨坚拉出去砍了……）。
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高颎、柳彧都认为在朝堂上杀人不好，但是杨坚不听）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来还是杨坚问起了田元，说我的杖责重不重，田元说很重，还说明了为什么很重，杨坚这才不情愿的在殿内撤去了廷杖，才让有关部门接管了刑罚的工作）
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廷杖是没了，但是杨坚还是抑制不住杀人的冲动，有哥们说了两句高颎的坏话，居然被杨坚活活用鞭子抽死，后来杨坚一想，有没有廷杖，反正都得杀人，干脆摆回来吧，还是廷杖用着比较顺手）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不久后，又开始在殿庭杀人，甚至连劝谏的也一块被杀。但是可笑的是，杨坚不检讨自己，反而怪罪底下人不劝他）
这段描述，也表现了杨坚的特点，如萧瑀所说，他“性非仁明”，为人苛刻严厉，所以会屡有在朝堂上杖杀大臣的事例。
事实上，杖杀还只是小事，杨坚对大臣，还有个问题，就是“有始难终”，杨坚一朝的重臣，几乎很难会有“善始善终”的人，我们试举几例：
一、李德林。李德林于杨坚的意义，我想无非多言，没有李德林的辅佐，杨坚就不可能这么顺利地登上皇位。然而，对杨坚立下如此大功的李德林，他在隋朝年间的人生际遇，却至为悲惨。
自从李德林劝说杨坚不要诛杀宇文氏宗室开始，他的霉运就开始了，自此之后，他的官阶就一直原地踏步，甚至遭遇贬斥。平陈之战，李德林出谋划策，本有机会东山再起，但最终的结果……
《隋书·李德林传》最后一段，就详尽描述了李德林在杨坚时代的悲哀：
一、换房事件：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文书已出，至地官府，忽复改赐崔谦。（本来王谦的房子是赐给李德林了，结果文书都出来了，又改赐给了崔谦）上语德林曰：“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庄店作替。”（为了安慰李德林，杨坚表示，没办法，我老婆想要这套房子，所以给了他的舅舅崔谦（崔谦乃是独孤伽罗的舅舅），你也别去争，自己再选一套，没有好的，我帮你造一所也成）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塸为王谦宅替。（于是，李德林表示要高阿那肱的房子来替换王谦的）
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诉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开皇九年，杨坚巡行晋阳，就有人申述，说这块地本来是老百姓的，结果被高阿那肱强夺去了造房子）上命有司料还价直。（皇帝就命令相关单位补偿老百姓的经济损失）遇追苏威自长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誷，妄奏自入。”（结果苏威同志居然以此为由，寻起了李德林的短，暗示李德林跟高阿那肱是一路货）李圆通、冯世基等又进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李圆通和冯世基也说要追查赃款）上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乃悉追店给所住者。自是益嫌之。（李德林就此中枪，他还不服，还拿出了原始凭据，表明自己是怎么换到这套宅子的，结果杨坚根本不鸟他，为此还更加嫌弃他）
（房子一开始是杨坚让李德林随意挑选的，还说就是没有合意的，还会帮他造，李德林就随便挑了一个，居然最后被苏威等人借此攻击，惹得杨坚大为不满，最后房子没了不说，还失去了圣眷。）
二、忤逆事件：
十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上仍令废之。德林复奏云：“此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若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高祖遂发怒，大诟云：“尔欲将我作王莽邪？”（前文说过，对于乡正问题，李德林一开始是反对态度，但是，后来因为既然已经实行，他认为保证政府权威，不能朝令夕改，结果惹得杨坚大怒，居然扯出了王莽来，不知道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初，德林称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李元操与陈茂等阴奏之曰：“德林之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李德林称自己是太尉谘议，结果被告发根本位不至此，只是校书而已，因为有冒官嫌疑，杨坚对李德林很不爽）
至是，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指责李德林不“弘”，就是说没有大局观）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搬出了在“以孝治国”这个国策上的分歧，指责李德林）又誷冒取店（换房事件），妄加父官（冒官事件），朕实忿之而未能发（老子忍你很久了）。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于是李德林被贬为湖州刺史）。
德林拜谢曰：“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预散参。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观盛礼，然后收拙丘园，死且不恨。（李德林表示，不指望恢复原来的官职，但不想去湖州，想留在京师当个散官。他是想亲自见一见杨坚的泰山登封典礼，看完之后，他就告老还乡，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上不许，转怀州刺史（杨坚还是不同意，最终转为怀州刺史）。
（由于政见不一，李德林遭到了杨坚的残酷对待，一贬再贬，从内史令贬为湖州刺史，然后转为怀州刺史。）
怀州刺史任上什么情况呢？在州逢亢旱，课民掘井溉田，空致劳扰，竟无补益，为考司所贬。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真是喝水塞牙缝，哪哪都不顺，在任上居然遇到了旱灾，而且老百姓挖井也挖不出水，白白消耗人力，结果遭致考核单位的批评。一年多后，在任上去世，时年六十一岁）
李德林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总算他死后，杨坚还是念了旧情，让他享受了一下哀荣：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及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赠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
二、苏威。杨坚时代，早年有所谓四贵，高颎、苏威、杨雄和虞庆则。苏威更是杨坚的股肱之臣，当年有人弹劾苏威，说他位高权重，所任多职，却从未举贤自代，结果杨坚连连发言，为苏威辩护：
上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表示苏威有更重要的事情，就算不能举贤，有什么好强迫的呢）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对苏威表示，咱俩的关系，跟一般人不一样，只有你和我才能想一块去）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盛赞苏威对他的意义，表明二人是相辅相成，还说杨坚都不如他，到了乱世，就是南山四皓这样的著名隐士）
什么叫器重？这就叫器重！杨素也算有才了，但在杨坚看来，还是不如苏威；杨坚甚至认为，苏威这哥们，可类比于“南山四皓”。
所谓“南山四皓”，是秦末汉初的四个隐士，亦称“商山四皓”。
四个老爷子因为生逢乱世，所以隐居山林，后来刘邦建立了汉朝，多次请他们出山，都未能请动，刘邦屡屡引为遗憾。
后来，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爱屋及乌之下，起了废立太子之意，想要废掉太子刘盈（吕雉的儿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的儿子）。当时吕雉对此极为恐慌，四处转腰子，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无奈之下，去请张良帮忙。张良一开始不想掺和这事，后来实在是逼不过，便让吕雉去请“商山四皓”。
然后我们不妨引用《史记·留侯世家》，来看看“商山四皓”的力量：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这是西汉开国时期的故事，说刘邦想要换太子，张良和叔孙通连连劝谏，刘邦仍是抱此决心）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生日开宴会，让太子侍奉，于是四个人仙风道骨的站在太子旁边）
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刘邦没见过这四个，问你们是谁）
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一一报上名号）
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兒游乎？”（刘邦很惊讶，我找了你们这多年，你们躲避我，怎么今天愿意辅佐我儿子呢？）
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个人表示，陛下待人不礼貌，所以我们不来。而太子道德高尚，礼贤下士，天下人都愿为太子而死，所以我们就来了）
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刘邦表示，你们好好辅佐太子吧）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宴会结束，四人离开）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刘邦目送四人离开后，找来戚夫人，表示，我本来想废掉太子，但是这四个人辅佐他，羽翼已成，动不得了，吕后真的是你主子了）
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戚夫人苦了，刘邦安慰她，要她帮他唱楚国的歌，跳楚国的舞）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戚夫人的这首歌，表达了对太子羽翼已成后的失落，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唱了一会，戚夫人再度哭泣，刘邦没理他，离开了）
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表明太子之所以没有被更换，就是因为张良的这个计策）
就因为这“商山四皓”往刘邦面前一站，刘邦居然改了废太子的念头，这四位隐士在刘邦心中的分量，于此可见一般。
将苏威类比于“商山四皓”，确实也是因为这哥们当过隐士，尤其是在宇文护时代，不过呢，实事求是讲，苏威的本事跟“商山四皓”比，还是有差距的。
开皇九年，苏威母亲去世，去职丁忧，据说是“柴毁骨立”，杨坚又下诏书抚慰苏威：“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盖同俯就。必须抑割，为国惜身。朕之于公，为君为父，宜依朕旨，以礼自存。”其后又夺情启用。
宠信如此，后来呢？后来，因为苏威儿子苏夔得罪了何妥，何妥愤懑之下，告发苏威结党营私，经过蜀王杨秀和虞庆则的侦查，确有此事，杨坚于是拿出《宋书·谢晦传》中的朋党一事，让苏威宣读，苏威惶恐，但是，杨坚主意已定——于是免威官爵，以开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
当然了，杨坚毕竟对苏威还是有感情，此后又启用了他，但是，对他的宠信再也没有恢复到此前的程度，苏威也因此几起几落。
杨坚后来对苏威的评价，就跟此前截然不同了：“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外人说苏威的清廉是装出来的，这话不可信）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但是他的性格凶狠暴戾，又过于求名，而且不容异己，这是他最大的毛病）”
杨坚对苏威的几段评价，也很好的表现了苏威在杨坚一朝的起起伏伏。
三、高颎。高颎跟杨坚的关系，就是一个字——“铁”。
高颎在平陈之时，带兵在外多年，有很多人给杨坚进谗，说高颎造反，但是，当高颎功成归来时，杨坚对他是这么说的：“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
高颎听见有人告他造反，也便请求辞职，结果杨坚表示：“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评价高的，“天降良辅”都出来了，可见杨坚对其器重程度）
然后我们再来通过《隋书·高颎传》来看看高颎得宠的情况吧：
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庞晃、卢贲，这二位都是很早就追随杨坚，并在杨坚篡政过程中立下大功的，结果还是斗不过高颎。杨坚对高颎高度评价，说他是面镜子，每次磨砺之后，都会更加清明）
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逾密。（又有两个不要命的表示水旱不调是高颎造成的，但是不消说，这两人都因此倒了霉，高颎反而更加得宠）
上幸并州，留颎居守。及上还京，赐缣五千匹，复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寝疾，中使顾问，络绎不绝。上亲幸其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复赐以千里马。（杨坚出去巡行，高颎作为京中留守。杨坚回京后，就对高颎大加赏赐。甚至高颎的妻子贺拔氏有病，杨坚也放在心上，经常派人去探问病情。杨坚甚至亲自去高颎家，对他进行赏赐）
上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寻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后来平陈，高颎很谦虚，说功劳都是贺若弼的，我一个文人，不敢跟大将军论功。结果杨坚大笑，认为他谦让。为了表彰高颎的谦让，杨坚和他当了亲家，让他的儿子娶了太子杨勇的闺女）
时荧惑入太微，犯左执法。术者刘晖私言于颎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颎不自安，以晖言奏之。上厚加赏慰。（这回连术士的话都没用了，高颎因为术士的话上奏，杨坚还是赏赐抚慰）
突厥犯塞，以颎为元帅，击贼破之。又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缘此言颎欲反，上未有所答，颎亦破贼而还。（高颎作为元帅，出击突厥，曾一度长驱直入，还派人回朝清兵，当时很多人都说高颎要反，杨坚没有理会这种论调，而高颎也果然不负所托，破敌而还）
总之，从以上种种而言，高颎跟杨坚的关系，那是已经牢不可破了，这样的臣子，又没有苏威那样的个性弱点，最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在《炀帝篇》中，大家就会知道了。
四、虞庆则。虞庆则身为四贵之一，在杨坚一朝，也是穷极富贵，尤其是，我们在《炀帝篇》里会知道，他对平定突厥，有很大的贡献。
虞庆则会倒霉，是因为他没有眼力见，比如说这样一件事：
高祖平陈之后，幸晋王第，置酒会群臣。高颎等奉觞上寿，上因曰：“高颎平江南，虞庆则降突厥，可谓茂功矣。”杨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庆则曰：“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非至尊威德，亦无克理。”遂与互相长短。御史欲弹之，上曰：“今日计功为乐，宜不须劾。”上观群臣宴射，庆则进曰：“臣蒙赉酒食，令尽乐，御史在侧，恐醉而被弹。”上赐御史酒，因遣之出。庆则奉觞上寿，极欢。上谓诸公曰：“饮此酒，愿我与诸公等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
这个故事里，似乎杨坚跟虞庆则还是和和乐乐的，但是朋友们，这只是表面，因为，任何一个皇帝，碰到虞庆则这样乱说话的，都会气不打一处来的。
杨素同志，本来是要给皇帝戴高帽的，即便这里头的意思，是要贬低虞庆则的功劳，但是，事情牵涉到皇帝，一般人即便不满，也一准儿会有场面话的——结果虞庆则呢？当着杨坚的面，居然争功起来了，明摆着不给皇帝戴高帽嘛，皇帝嘴上不说，心里头能高兴吗？
杨坚虽然不是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皇帝，但是，杨坚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不能躲避恰如其分的马屁的诱惑，虞庆则这都不懂，能不倒霉吗？
因此，杨坚对虞庆则有看法，有机会，就会给他小鞋穿：
开皇十七年，岭南人李贤据州反，高祖议欲讨之。诸将二三请行，皆不许。高祖顾谓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上乃遣焉。为桂州道行军总管，以妇弟赵什柱为随府长史。
（岭南李贤造反，杨坚准备让虞庆则前往平叛，结果虞庆则这小子没有眼力见，其他好几个人都请战了，他却没有反应，惹得杨坚很不高兴，还当面指责他。虞庆则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还是被派去平叛了，他的小舅子赵什柱作为副手）
什柱先与庆则爱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庆则不欲此行。”遂闻于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别，礼赐遣之。及庆则南讨辞上，上色不悦，庆则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贤，至潭州临桂镇，庆则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驰诣京奏事，观上颜色。什柱至京，因告庆则谋反。上案验之，庆则于是伏诛。
（所谓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虞庆则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小舅子赵什柱上了，跟自己小妾通奸也就罢了，要命的是，还要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说虞庆则根本不想去，想要置他于死地。结果咧，别的大将出去征讨，皇帝都要设宴道别，热热闹闹，唯独虞庆则此行，杨坚摆臭脸，虞庆则也很不高兴。后来虞庆则抵达了临桂镇，随口说了说这里的地势，这里的军事价值，结果他的小舅子果断上报朝廷，又说他造反，杨坚随便查了查，居然就干掉了虞庆则……）
虞庆则伏诛一事，其实杨坚自己也明白人家没啥大罪，所以，后来高颎犯了事之后，杨坚才会念及自己诛戮太过，对高颎网开一面。
五、贺若弼。贺若弼会倒霉，也是因为“祸从口出”，太嚣张，不知进退：
弼时贵盛，位望隆重，其兄隆为武都郡公，弟东为万荣郡公，并刺史、列将。弼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者数百，时人荣之。（贺若弼风光了吧？一家老小都是大官，家里也有钱的要死，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命好）
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结果命好的贺若弼居然不识相，得陇望蜀，想要当丞相。后来看着杨素当了丞相，心里那叫一个不爽，后来终于惹恼了杨坚，被免了官，但是不满却又加重了）
后数年，下弼狱，上谓之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杨坚质问下狱的贺若弼，我让高颎、杨素当宰相，你老是叫嚣，说他们是吃白饭的，什么意思？）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贺若弼这小子居然大言不惭，说这俩都是我老相识，我最了解他们，所以这么说。这话说得，好像杨坚就没有知人之明，是个任用庸臣的昏君了）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贵族们纷纷表示贺若弼不识相，应该诛杀）上惜其功，于是除名为民。岁馀，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杨坚倒是感念功劳，只是将其除名，不久又恢复他的爵位，只是不让他当官罢了。但是每次碰到宴会，还是会重赏贺若弼）
开皇十九年，上幸仁寿宫，宴王公，诏弼为五言诗，词意愤怨，帝览而容之。（贺若弼果然不要命，在这样的喜庆场合，他居然还能写出一首“词意愤怨”的诗，也就那天杨坚心情好，才没出事儿）
从跟韩擒虎争功，到鄙视高颎、杨素，贺若弼的性情倒是一如既往，从未变过，这种性格，当然是历史上常见的要倒霉的性格。当然了，杨坚虽然对贺若弼不算好，但起码也不算坏，至少，贺若弼还活着。只是，贺若弼这张嘴，早晚给他惹来杀身之祸，具体情况，详见《炀帝篇》了。
其实，贺若弼他爹贺若敦在临死前曾经要求贺若弼慎口：
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宇文护忌而害之。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贺若敦祸从口出，被宇文护干掉，因为大志未成，抑郁而终，把平陈的期望，寄托在了贺若弼身上。在临死前，为了不让贺若弼重蹈他的覆辙，还用刺舌的方式，告诫贺若弼不要乱说话）
结果呢？贺若敦九泉之下，也只能苦笑而已了。
六、史万岁。史万岁是杨坚一朝对抗突厥的名将，但论其死法，也最为可悲：
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广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曰：“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闻之，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馀里乃及，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入碛数百里，虏遁逃而还。
（这件事我们在《炀帝篇》会有详细记载。史万岁不愧一世名将，跟达头可汗那么一照面，达头可汗一听他的名号，就吓得开溜了。史万岁于是追上前去，一通斩杀，大破敌军）
杨素害其功，因谮万岁云：“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于塞上畜牧耳。”遂寝其功。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
（结果好死不死，惹恼了杨素，结果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说突厥本来要投降，不想侵犯大隋的，只不过来放牧，言下之意是史万岁有冒功嫌疑。史万岁当然不爽，多次上表抗争，结果杨坚不鸟他）
会上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杨素见上方怒，因曰：“万岁谒东宫矣。”以激怒上。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士卒在朝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忤于上。
（赶上皇太子事件，朝内正在清除太子党。结果就在此时，杨素借此激怒杨坚，诬蔑史万岁去朝拜东宫；而杨坚居然上当，征召史万岁对峙。可怜史万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只知道要为自己的弟兄讨个公道，致使火上浇油，彻底把杨坚给激怒了）
上大怒，令左右暴杀之。（就这样，史万岁被杨坚处决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死法，一个大将，刚刚破敌而还，未见有尺寸之赏，却因为政敌的无端攻击，而被活生生打死在朝堂之上。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更惨的是，杨坚在错杀他之后，并没有能给他平反，反而还特意下了道诏书，强词夺理，表明自己杀得有道理：
柱国、太平公万岁，拔擢委任，每总戎机。往以南宁逆乱，令其出讨。而昆州刺史爨玩包藏逆心，为民兴患。朕备有成敕，令将入朝。万岁乃多受金银，违敕令住，致爨玩寻为反逆，更劳师旅，方始平定。所司检校，罪合极刑，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这倒是件真事，也是史万岁军事生涯中的污点，当年南宁叛乱，进兵讨伐，史万岁本有机会毕其功于一役，但最后却收受了爨玩的贿赂，以使国家再遭刀兵。）
近复总戎，进讨蕃裔。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欲相拒抗，既见军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贼徒瓦解。如此称捷，国家盛事，朕欲成其勋庸，复加褒赏。而万岁、定和通簿之日，乃怀奸诈，妄称逆面交兵，不以实陈，怀反覆之方，弄国家之法。（这里就是杨坚的一面之辞了，人家史万岁追击对手，还不对了？打了胜仗回来，居然是“怀反覆之方，弄国家之法”？一个字——冤！）
若竭诚立节，心无虚罔者，乃为良将，至如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可再舍。（标准的强词夺理）
其实，杨坚杀掉史万岁没多久，就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他也有所后悔，然而，杨坚在后悔之后，所作的事情，却是如此的令人寒心。
萧瑀评价杨坚，说他“性非仁明”，在史万岁事件上，可算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以上所列的大臣，无一不是隋朝的重臣，李德林帮助杨坚避开了夺权早期的种种陷阱；苏威帮他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高颎是其左膀右臂，文武全才，在开皇之治中，厥功甚伟；贺若弼为其平陈；虞庆则为其臣服沙钵略可汗（事见《炀帝篇》）；史万岁南征北讨，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这些重臣，又有谁能善始善终呢？如苏威这样起起伏伏，高颎、贺若弼这样免职为民，在这些人里，居然都算是不错的结局，杨坚的“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也由此可见一般。
另外能说明杨坚之“苛”的，莫过于他的亲子关系，其中的详细情况，我们会在《炀帝篇》里有详细介绍。总的说来，杨坚和他儿子们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悲剧。
这就是杨坚，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完美的皇帝，他有很突出的人格缺陷，他犯过很多错误，他不能善待他身边的一些人，他最终也遭遇了惨痛的人伦悲剧，从性格特质而言，他跟明太祖朱元璋有类似的地方。
然而，我们对杨坚的批评，也就只能仅此而已了，因为，接下来，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以最热烈的掌声，给杨坚致以最高的敬意了——
如萧瑀所说，尽管杨坚“性非仁明”，但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励精之主”。
而在中国历史上，杨坚这样的“励精之主”，实在是屈指可数。
我们先从杨坚的生活状态开始吧。
杨坚的生活状态，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简单，而又忙碌。
所谓简单，就是说杨坚对自己的生活享受方面，没有任何的要求。《资治通鉴》最后对他的评价里有这样的话：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
在传统的中国式价值观里，对世俗君王，有一种潜藏的“圣王”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式的观念里，一个皇帝，不仅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同时，还需要在道德方面，有突出的优越性，以此，知识分子们还给皇帝列出了诸如“尧舜禹汤”这样的传说中的圣君。因此，在宋明时代，皇帝们通常会遇到知识分子们拿着“圣人之言”和“祖宗之训”的标尺，来严格监督他们的行为。
然而，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的努力总是失败，中国历史的皇帝，几乎没有人能达到“圣王”的标准，相反，被知识分子们逼疯，以此做极端反抗的，倒不乏其例。当然，这是正常的，皇帝毕竟也是正常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很难去达到“圣人”的标准，中国的政治思路，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跑道。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撇开那些传说中的上古大神，还是有那么几位皇帝，兢兢业业，努力在自我修为上，接近“圣”的标准的，而杨坚就是其中一位。
杨坚的朴素，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首屈一指。在生活的简朴方面，历代皇帝能跟杨坚一较高下的，似乎也就是西汉文帝和南梁的萧衍，然而，汉文帝的朴素，客观因素乃是西汉刚刚建国，国力不足；而萧衍的朴素，只是他的个人风格，他的朴素并没有能起到榜样和表率作用，相反，他的溺爱和纵容，让他的子孙们，都成为了自私自利的吸血鬼。
杨坚的朴素，其可贵，就可贵在他能奢侈，却不奢侈；而且，他不仅仅只是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国家，对臣民，对子女，都严格要求，形成了社会风尚。
在《炀帝篇》里我们会知道，杨坚一共五个儿子，其中太子杨勇和秦王杨俊，都是因为不符合“简朴”这一条，而多次遭到杨坚的斥责，甚至，到最后，杨勇和杨俊都因此遭到了废黜。
对于杨勇，杨坚曾经三令五申，多次教导他要节俭，甚至上纲上线，上升到王朝的兴衰安危的高度，有一次杨坚是这么说的：“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可惜的是，杨坚的要求太严格，杨勇的自制力不够，所以，太子当不下去了。
对子女如此，对臣民更不用说。
曾经有个机构，送干姜到宫中，一开始用的是布袋，杨坚就对此大为心疼，认为过于浪费。结果呢，这个机构不开窍，还以为是杨坚认为用的材质不好，下次送香进宫，竟用了毡袋装裹，这下彻底把杨坚惹怒了，当即把这位蠢材领过来，痛扁一顿，才让手下知道，他这俭素二字，不是虚言。
当时的元宵节，是举国欢腾，大肆庆祝的日子，“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大臣柳彧对此就不是很看得惯，上奏疏如下：
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搬出了古时的圣王，扯了一堆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大道理，表明元宵节这种情况，实在不合古风）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表明元宵节这种风俗，实在不可取，有碍风化，“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
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要求朝廷禁绝元宵节庆祝活动）
柳彧要求禁断元宵节的大规模庆祝活动，虽说不免管得太宽，但是，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对于提倡“俭素”，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杨坚的俭素，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俭素，他达到了一种效果，制造了一种社会风气，“天下化之”这四个字，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杨坚的生活除了简单之外，还有两个字——忙碌。
史书上对于这一点，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资治通鉴》的评价：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
《隋书·高祖纪》的遗诏：
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
大臣柳彧的描述：
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
萧瑀在贞观年间的评价：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
这些评价基本上可以说明，杨坚是一个极端勤政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曾经柳彧、杨尚希，也都劝过杨坚，说古之圣君都是抓大放小，把事情交给手下办，但是，杨坚不以为然，跟朱元璋一样，他始终更相信自己。
杨坚之所以如此勤政，原因当然很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一个太平盛世，让遭遇了300年分裂之苦的中国百姓，重新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杨坚做得或许还有很多缺失，但是，我们得承认，他基本做到了，在他的兢兢业业之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皇之治”由此开启。
“开皇之治”包含许多具体内容，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罗列，我想要选取杨坚一些颇具特色和极具深远影响的举动，来一观杨坚的励精图治。
首先我们要来说的，是从隋朝开始萌芽的科举制度。
于政治制度而言，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公平，而是效率。
以公平而言，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曾经采取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措施，就是选举制。雅典的选举制最大程度保证了公平，只要是平民阶层，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极端的情况，希腊人甚至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政府任命。
然而，这套被认为很公平的制度，却被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嗤之以鼻，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而其激烈拥护的，乃是贵族制。
大家一定很奇怪，选举制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为了防止作弊，希腊人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为什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却如此反对呢？
其实答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效率。选举制诚然保证了公平，但是，这却不能保证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让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位置。
苏格拉底时代，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雄的时代，苏格拉底更是参加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他发现，由民主制产生的城邦管理者，在这样的战事中，远远不及斯巴达那些军国主义者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终落败，以至于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雅典会最终落败呢？
最后，苏格拉底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雅典民主制不能保证让最有治国才华的人出任国家元首。
苏格拉底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
苏格拉底向他的学生发问：“如果你的鞋子坏了，你该去找谁呢？”
有些坦率的青年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找鞋匠。”
然后苏格拉底又问了诸如木器、铜器之类的问题，学生们也做出了木匠、铜匠之类的回答；最后，苏格拉底发问：“如果国家这艘船坏了，我们该去找谁修理呢？”
鞋匠、木匠或者铜匠，他们都是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士，当我们在专业问题上遇到困难时，就会去请教这样的专业人士。然后，苏格拉底认为，治国同样是具有专业性的工作，所以，当国家出现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去找“治国匠”呢？
然而，雅典民主制能否产生“治国匠”呢？让我们用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里四个排比句来做说明吧：
至于国家，有比由一群暴民操纵的、意气用事的民主更可笑的吗？有比由一个争论不休的团体所组成的政府更荒唐的吗？有比这种任意的选举、革职和处死将军更荒谬的吗？有比按姓名字母的次序轮流、不加选择地让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商人充当国家最高法院的成员更滑稽的吗？
答案很显然——不能。雅典民主制不能产生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治国匠”，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制度。
苏格拉底转而求助于“贵族制”，并成为了雅典一场失败的贵族革命的思想导师，也正因为这场革命，苏格拉底被民主派们判处了死刑。
“贵族制”保证了候选人都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比起一般人具有更好的知识，但是，这个制度同样存在问题，那就是，谁能保证这些贵族是最有天赋的治国者呢？而那些有天赋的平民，又为什么被剥夺了治国的权力呢？
在政治制度的两极（效率和公平）上，苏格拉底也无法达到平衡，但是，他最有才华的学生柏拉图，进一步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写作了人类历史极具影响力的《理想国》，力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解答。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理想国的基础部分，乃是教育，所以，一切从教育开始。
理想国中所有的公民必须从小便接受教育，那些10岁以上的公民应该全部都遣送到乡下去——这些人已经是朽木不可雕也，不能让他们来带坏我们的孩子。教育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怎么抓呢？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倒跟柏拉图异曲同工，也就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当然，由于柏拉图从小便热爱竞技体育，所以，他认为“野蛮其体魄”是第一位的。
在教育的头十年，体育必须是主体部分，理想国未来的公民必须是身材健硕得跟头蛮牛一样，长大后，他们才能忍受各种疾苦，承受各种考验。体育的教育范畴也不用过于狭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可以，哪怕是孩子间的嬉戏追逐。
当然，在“野蛮其体魄”之后，还要“文明其精神”。柏拉图认为，音乐是很好的方式，因为音乐是和谐的——“气质和谐的人岂能不公正呢？格劳孔，音乐的训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力，岂不是因为韵律和和谐透入了心灵深处？使乐章优雅，也就是使心灵优雅，不是吗？”
跟体育教育一样，“真善美”的音乐教育也必须进行十年，这时候，孩子们已经成长为孔武有力的年轻小伙了，已经二十岁了，所以，第一轮淘汰开始了。
淘汰赛绝对是公正公平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猫腻，不论你的父亲是农民还是国王，你都必须经受这次一视同仁的考验。当然，柏拉图式的淘汰赛必须是综合性的，需要“为他们规定一些困苦和竞赛”。
这次考试必须能够体现学生一切层面的东西——你是否聪明，你是否勇敢，你是否善良，你是否友爱，你是否坚韧，你是否正直，诸如此类。淘汰赛结束后，通过考验的人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而那些失败者则将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们将成为理想国第一层级的公民——普通人。
又是一个10年。通过初试的人将面临身体、心灵和性格上更为严格和残酷的训练，这些人将成为理想国金字塔上层的人物，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一切。然后，在这10年过后，又一场更加残酷的淘汰赛来临了，这次淘汰赛决定的，将是谁有资格成为理想国的护国者，那些失败者将只能成为士兵。
又一批幸存者诞生了，他们在艰苦的淘汰赛中存活了下来，他们将继续接受治国方面的严格教育。而到了这时候，柏拉图认为，将让他们接受一些真正有力的教育了——该让他们学习哲学了。
哲学教育要经历5年的时间，等到学成之后，那些残存下来的精英已经35岁了，他们体魄强健，德行高尚，知识丰富，思维明快，那他们是不是就能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国的理想统治者——哲学王了呢？
答案是，依然不行，教育并没有完成。柏拉图明白，尽管经过了35年的教育，历经两轮筛选，留下来的学生已经几乎具备了所需的一切素质，但只是几乎而已，他们还需要经历最后一步——生活的淬炼。
这些人将被放逐，他们将作为普通人，将扔进尘世间。为此，他们所受的考验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将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谋生，他们将成为农夫、商人、工匠或是马夫。他们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狡诈阴险的，自私市侩的，游手好闲的，巧取豪夺的，薄情寡性的，性情暴戾的，等等等等，他们将跟这些人进行毫无差别的竞争，在这里谋求生存。不要指望会有谁来帮助他们，社会是最后的竞技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就是他们最后的教育。
这场残酷的教育，将进行15年的时间。这场教育即是教育，又是淘汰赛，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筋骨不够强健，精神不够激昂，心智不够健全，性格不够强韧，他们会在这场教育中失败，在15年后，或许，他们已经赶不上最终的教育验收了。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少数人，他们50岁了，在前35年里，他们在学堂教育中得到了德智体全方位的训练，然后，在后15年里，他们将此前得到的锻炼运用到生活中去；他们饱经风霜，阅历丰富；他们不再只是夸夸其谈喜好争辩的书呆子样的哲学家，他们是最好的生活家；他们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中最成熟的阶段，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必要的知识，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束手无策了……
哲学王诞生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构想，他所设想的制度，由于种种限制，无法全部成为现实，所以，当柏拉图一筹莫展、无法给他的理想者找到出路时，他将一切求助于宗教。
然而，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来分析一下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很难说，理想国的制度，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或者我们说，这是既民主又贵族的：
所谓民主，指的是，所有人的起点都是相同的。理想国的公民并不会因为你的父亲是国王或是农夫而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他们被一视同仁，他们都将被扔进学堂里进行柏拉图式的教育，那些最杰出的人物将在四个阶段三轮筛选中脱颖而出，这样的选拨制度保证了，能够最终涌现出来的人物就是国民中最优秀的人物，就是最适合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的。
所谓贵族，指的是，一旦理想国的权力结构形成之后，这就将不再发生变更。第一轮筛选下来的人，他们将永远不可能再去挑战理想国的统治权，他们只能安分守己的干他们的本业，他们将只能是商人、工匠、医生、农民等等。第二轮筛选下来的人，他们将为保卫理想国而战，这是他们的宿命，他们既不可能成为普通人，也不可能成为护国者，他们只能是士兵。而只有那么少数几个通过了重重考验存留下来的人，有资格称为理想国的统治者，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将从此不再发生变化。所有一切，都被定型了，一个社会的流动性被凝固了。
相比较贵族制的固步自封和民主制的放任自流，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因为这能保证，国家中的所有人都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同样，取得统治权的哲学王就是这个国家中最有统治才华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岂非如此？人得其位，各展所长？
这就是柏拉图所认为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这是普及型的教育，二是考试——这是为了选拔社会阶层。
很遗憾，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整个西方历史上都未能出现；相反，西方历史在朝着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所反对的那个方向前进，而如今为广大愤青同志们所一再推崇的现代民主制，是由雅典民主制为雏形发展革新而来的。
真正选择了柏拉图理想国式道路的，不是与古希腊文明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而是远在东方的，没有受到柏拉图影响的中国。
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科举制度吧。
西方的现代民主制，是由英国的议会制度发展而来的。
英国的议会制度，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个吸盘一样，不断将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吸纳进政治决策层——最初，议会的主体是世袭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大宪章》，最初也不过是贵族和国王斗争的产物），然后，逐渐吸纳了骑士、平民，并最终一步步发展到最后的阶段。
议会制度，其所解决的问题，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然后，就是被我们一度全盘否定了的科举制了。
科举制的意义，于杨坚而言，无外乎两条，一是为国提供更广泛的人才渠道；二是打破世族大家对官场的垄断，从根本上冲击门阀政治。
经过多个朝代的发展和革新，到了明朝的时候，科举制最终成为了中国政治最基础的制度，当时中国90%以上的官僚，来自于科举。
当此之时，中国再也没有世袭贵族，也几乎没有世袭特权，我们可以说，中国依然存在贫富分化，但是，我们却很难说，明朝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理论上说，明朝只存在一个特权贵族——那就是朱明皇室。
当然，朱明皇室所有的特权也是很有限的，他们被严格排除在了统治核心层之外，他们不能参加科举，无法参政议政，他们成年后就要前往藩邸，然后受到一系列严格的限制：
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摘自《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篇》）
由此种种限制，朱明皇室几乎是完全与政治隔绝，甚至是与世隔绝，那么，他们的特权在哪里呢？就两个字——宗禄。
所以，明朝的宗室其实非常可怜，一旦无法成为君王，他们的人生就只剩下了四个字——混吃等死。
很多人批评明朝的宗室制度，认为养了一堆对社会毫无帮助的寄生虫，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者，难道能想出更好的宗室制度吗？
既然连宗室都是没有政治特权只有经济特权的一类人，那么，明朝的社会特征就展露无疑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平民社会。
所谓平民社会，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社会存在阶层——贫富差距总是存在，有人富，有人穷，无法避免；但是，这个社会不存在阶级，因为，所谓的“贫富”，是没有世袭性质的，所以中国流传一句“富不过三代”的俗语，概为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极为鲜明的写照。
而科举制度，则是平民社会的奠基石，这个制度保证了任何一个人理论上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层，也就是所谓的“公平”，也就是所谓的“民主”，但同时，所有想要进入权力核心层的人，都必须具备治国知识，这就是所谓的“效率”。
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相比于西方社会，很早就进入了平民社会，很早就消除了所谓的阶级性，而这一切，都要大大归功于我们的科举制。
因此，科举制解决的，乃是平民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科举制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教育；二、考试。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科举制的精神实质，跟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是不谋而合呢？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柏拉图为竞争者们准备了大量的知识和科目，而中国的科举制，所要学习的东西，则要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硬要说，为什么科举制会走向衰亡，那么，这并不是因为“科举”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治国知识被局限得太死，渐渐跟不上潮流了。当教材被局限于四书五经，当考试内容局限于八股文章时，这样的考试制度，当然很难产生能够与时俱进的一批“治国匠”了。
这就是伟大的科举制，在我看来，这个制度比之英国的议会制，是绝对毫不逊色的，甚至尤有过之的，而这一切的开创者，乃是隋文帝杨坚。
然后，我们来看看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从西汉开始发展，到隋文帝时期成型的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我们需探讨一二。
所谓“三省六部制”，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省制，二是六部制。其中，“三省制”昙花一现，而“六部制”，则一直延续到清朝。
隋文帝实际设置在中枢的，有三师、三公和五省（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和内侍），其中，前二者为虚衔，而五省中的秘书和内侍二省职权较轻，因此，主要掌管帝国大权的，就成了尚书、内史和门下三省。
尚书省乃是国家政令的执行部门，长官为尚书令，但一般不设，职权由左右仆射代掌；内史省在其他朝代称为中书省，隋朝为了避讳杨忠的“忠”，遂将其名改为内史省，主要的职责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政令，长官为中书令，隋朝称为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内史侍郎），职官为中书舍人；门下省主要职责是审核政令，如对中书省的政令表示异议，可发还驳正，这个职权称为“封驳”。
“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乃是三省制的分工原则。
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一下三省制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制衡。这个制衡，也便是官僚权力对于皇权的制衡，也就是所谓的“相权”制衡“皇权”。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中国政治史，乃是“皇权不断上扬，相权不断走低”的历史。奉行制衡原则的三省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唐朝中页，在皇权的不断打压下，三省六部的职权均被其他部门所取代，三省六部制也就名存实亡；而到了明清，更是不再存在三省制，三省六部成了一省六部、乃至六部，明朝设立内阁，清朝设立军机处，原本权力煊赫的宰相，逐渐发展成皇帝的附庸，日渐失去其独立的政治地位。
当“制衡”这个词在中国政治中逐渐失去光芒时，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却大放异彩，英国人在议会制的基础上，走出了跟中国政治截然相反的道路，王权被不断削弱，议会权力不断上升，乃至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国王逐渐成为了有名无实的“虚君”，英国政治最终发展成了“君主立宪”。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趋向于“专制”，而英国的政治，则越来越趋向于“民主”，事情为何会演变至此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实在非得写个上百万字的专著不可，囿于篇幅和能力所限，我在这里只能从局部加以解析。
其实，政治这东西，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深奥，所有的一切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根本性规律决定的——力量决定一切。
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之所以逐渐走向沦亡，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随着中国贵族制的衰落，随着大量寒门子弟走入政治中枢，中国逐渐失去了一个可以跟皇帝相抗衡的社会阶层。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皇帝逐渐展露出他在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体现在官制上，便是不断侵袭相权的发挥空间。
打个比方来说，在中国门阀力量强盛的时期，皇权也只是政治特权中最强大的一个，但是，豪门大族可以通过他们的世袭权力，轻松垄断皇权之下的官僚阶层，从而形成一个足以跟皇帝分庭抗礼的政治集团。最典型的，莫过于东晋，在这个贵族国家里，皇室的力量空前弱小，以至于当我们回顾这个朝代，想找出几个代表性人物，所想到的，却根本不是皇帝，而是几个豪门出身的名臣。
然而，当门阀制度破产后，当官僚的选拔制度逐渐向科举倾斜后，当皇帝将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掌握到手中后，皇帝就成了整个政治的操控者。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可以跟皇帝扳手腕了，皇帝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举个例子吧，明朝是历代以来文官集团最有骨气的时期，在中后期，明朝的文官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跟皇帝的抗争，一次是嘉靖年间的“大议礼之争”，二是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在“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为了让群臣屈服，曾经“怠政”长达三十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不上朝，也很少批示常规性的奏折，朝臣几乎跟皇帝没有见面机会，重臣的升迁退休，万历帝也不再处理。当皇帝罢工到如此程度，文官们对此居然也毫无办法，最强硬的大臣，也只能是掼乌纱帽，一走了之，而万历帝的地位呢？四个字概括——稳如泰山。
不可思议是吗？有些好事者认为，这是因为万历帝是权谋大师，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结构下，皇权本身就处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没有哪个阶层，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加以对抗。在没有制度性制衡的情况下，文官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将“节气”二字发挥到极致了，这也便是“大议礼之争”的核心。
再比如说，明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一位宦官——魏忠贤。论起心机手段，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魏忠贤堪称太监中的战斗机，在历史太监中，他称第二，大概也无人敢称第一，他能够轻松将天启初年强到不可一世的东林党一举干翻，就足以证明他在政治斗争方面的超人天赋。然而，强如魏忠贤，最后的结果，却是“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崇祯帝几乎没有废什么太多的力气，就把魏忠贤KO出局，曾经徒子徒孙一大批的阉党，竟然瞬息之间就灰飞烟灭。
要知道，宦官这个行当，在有些朝代，可是威武霸道到不行的——整个东汉时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便是外戚对抗宦官，宦官废立皇帝，在东汉一朝司空见惯，乃至东汉出现了大量的婴儿皇帝，《三国演义》的开篇，讲述的也便是十常侍之乱；而在唐朝，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宪宗李忱，也在思虑再三后，放弃了对宦官集团的大清洗，究其原因，乃是鉴于“甘露之变”的故事，投鼠忌器。
历史上那些废立皇帝的太监，有几个在能力上能跟魏忠贤相提并论呢？但是，为什么他们比魏忠贤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呢？究其原因，也不过是明朝皇权的力量空前强大，强如魏忠贤的阉党，也没把握战胜罢了。
顺便说一下，魏忠贤的前辈刘瑾，也曾权势喧天，被人戏称为“立皇帝”，但是，当有人跟武帝告发后，刘瑾却也无力挣扎，最后落了个凌迟的下场。
明朝皇权为何如此强大呢？原因大概如下：
除了宗藩势力，明朝几乎没有其他的世袭贵族，而唯一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宗藩势力，在永乐之后，也被严格限制；
明朝90%的官僚来自科举取士，权力不具世袭性，哪怕后期如东林党之流有抱团趋势，也在强悍的皇权面前无力反击——魏忠贤能一举干翻势力遍布朝野的东林党，究其根本，也无非是天启帝站到了他的一边；
明朝严格限制外戚势力，整个明朝，都没出现值得一提的权势外戚；
而明朝的宦官集团，则彻底成为皇权的附庸，如刘瑾之流，皇权可以纵容他为恶，但一旦皇权对他关上大门，他们也根本无力挣扎……
一旦丧失了集团性的制衡，官制上的制衡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中国遂朝着“皇权专制”的道路上不断狂奔。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转变为极端“专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很早就进入了“平民社会”、以致“权力失衡”所造成的呢。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社会因为“科举制”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性，也是中国政治专制化的“罪魁祸首”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真正摧毁隋文帝确立的“三省六部制”的，很大程度上讲，正是隋文帝所推行的“科举制”。隋文帝玩的，乃是一出“左右互搏”。
而英国又为什么渐趋民主呢？从源头上讲，当然要说到“议会”这个特殊的机构。而“议会”最初为何能产生并立足呢？其根本原因，乃是世袭领主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联合起来对抗王室的征税权。
因此，最初的议会，主要成员，乃是由封建土地贵族和宗教贵族组成，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增加对抗王权的力量，议会才吸纳了少量的骑士和平民。换句话说，议会之所以能形成和发展，乃是因为英国的结构是“等级社会”，其存在着一个跟王权既合作又斗争的世袭领主阶层。
而随着议会的发展，由于阶层性的差异，议会逐渐形成了“上院”和“下院”。（议会之所以会分为“上院”和“下院”，最初的原因，是贵族们跟平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缺乏共同语言，最后还是决定分开讨论各自感兴趣的议题）
由于议会的基本地位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确立，因此，其后哪怕世袭贵族在玫瑰战争中遭到重创，下院也能扛起对抗王权的大旗，封建领土的地位，也终为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所取代。
因此，英国为什么能逐渐演变成“民主政治”呢？究其根本，乃是因为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能跟王权相对抗的社会阶层，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社会阶层从封建领主变成了工商业新贵，但是，对抗王权始终不变。于是，在经济的力量的此消彼长下，王权遂在政治角力中彻底失败。
所以政治是什么呢？政治无非就是比拳头大小的游戏罢了，很简单不是吗？
“开皇之治”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但是，篇幅所限（读者阅读意愿所限），我们就讲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