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大清帝国战败而告终，这个结局是道光皇帝未能预料，却也是不得不接受的。
对于自幼就受“祖宗创业艰难”思想灌输的道光皇帝而言，他不仅没能做成一个有道明君，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在他自己看来，这样的皇帝怎么能为子孙后代做表率呢？因此以天朝和个人威严为重的道光皇帝，时时陷入沮丧之中，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朝廷一时间显得有些消沉。但道光毕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虽然心态不佳，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即位之时要做有道明君的誓言，所以他没有在沮丧悲痛中得过且过，而是在他做皇帝的最后八年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重新振兴，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让道光皇帝对帝国的军事力量有了一个较为实际的了解。为了避免日后再次出现鸦片战争之类的失败，道光皇帝在战争结束后不久，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整顿各地防务，加强各地防卫的力量。
两年多的战争，让道光皇帝彻底感受到大清帝国军备废弛的严重程度，这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皇帝认为导致军备废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拘守旧制”，多少年来一切都遵照祖宗成文，从不曾改变，现在看起来，英国人很好地为自己上了一课，因此整顿防务首先要从革除旧制弊端入手。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842年10月26日），道光皇帝向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的诏谕中指出：
各海口仍应加以防范。从前所设水师战船，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新安大炮及屯守兵丁……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成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辨讲究？沿海大小岛屿，可否另有布置？倘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着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
这是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整顿军备防务的第一道指示。他要求各地大员就陆路、水师、船炮，乃至战术等，都要从实战角度出发进行整顿，其中特别强调不要拘泥于旧制，不要华而不实。
至于整顿防务的重点和具体步骤，道光皇帝结合战争中清军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例如船小质量差、火炮老旧等弊端，提出了“总以造船制炮为要”的观点。其具体要求是：停造那些例行制造的船只，改造用以实战的战舰，战船无论大小，首先一点必须坚固，特别提出造船用料必须木质坚硬，船身要轻捷、使用方便。
按照大清帝国的旧制，每年用以修造战船的花费并不少，然而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很多只是流于形式。为了改变这种弊端，道光皇帝亲自将奕山提供的仿照美利坚兵船制造的船只图样，参照英国中等兵船样式的船只图样及有关制造说明，分别寄给了江南、福建、浙江海防察看仿制，并让捐献“坚实得力”船只的在籍郎中潘仕成负责制造新式战船。为了保证造船工作顺利完成，他还提出不让官吏插手参与，以防从中克扣银两，造船所需工价，由官府发放，造船不限制时间，以制造精良为要务。
对于火炮的制造，道光皇帝提出了“炮械不拘名色，务在精良”的要求，他特别强调制造火炮，不论铜铁炮，所用原料一定要精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一炮便能用得一炮。针对清军大炮在鸦片战争中使用不灵活的情况，道光皇帝提出新造大炮要注意炮车的制作精良，炮架的支放，以及轮转装药等问题，进而提高火炮的威力。同时还要注意抬炮的制造质量，其中小抬炮要体轻坚固，以求使用轻便得力。
在整顿海防的问题上，道光皇帝还强调了要加强水师将领的选拔和士兵的训练，以提高清军水师的素质和作战能力。为了弥补水师将领的不足问题，他批准在陆路武官中荐保一批中下级官员，出洋训练一年后，充实水师队伍。对原水师武官中一批不胜任的人员予以调换，有才能的人给予提拔。
对于海口防务问题，道光皇帝要求各海口均要同时进行整顿，重点则在广东、吴淞地区。他特别指出办理战争善后事宜，广东地方水师的表现尤为重要。因此，广东水师将领、官员是否得力，船只配备、枪炮增添制造、日常巡哨以及临敌如何作战等事宜，他让广东巡抚祁贡认真调查后上报。
至于吴淞口的驻防清军，道光皇帝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着实不满意，当然，他也清楚根本原因在于日常的军备废弛。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道光皇帝便责成有关人员进行整顿，尤其对定海的防务十分关注。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时，深入舟山各个岛屿，对那里的地形等各方面情况十分了解，因此道光皇帝对定海防务的要求是六个大字：事事皆胜于前。
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攻占的第一片大清领土定海，只有做到凡事料敌于先，才能有利于防御，不至于被英国人所控制。对长江下游的沿岸防务，凡是英军到过的地方，道光皇帝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例如对于江阴一带，道光皇帝认为鹅鼻嘴圌山关是江南第一门户，江北以三山营为扼要，目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仍不能放松戒备，尤其要警惕英军的诡计。
从这些谕令中，可以看出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要加强清军水师战斗力的决心。而且同年的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审定了奉天、直隶、山东水师的《出洋会哨章程》；十二月十二日（1843年1月12日），又审定了耆英所奏的《变通水师章程》，将水师有关改革内容，作为制度写入章程。
道光皇帝着重整顿海防，是吸取了鸦片战争由于海防军备废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因为战争的失利，道光皇帝重视了海上防御，改变了战前重陆轻海的旧制，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不仅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事实上也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将重视海防的思想更有力地贯彻执行下去，道光皇帝依据各地海防的不同情况和需求，提出了实际的改革措施。例如江南海防，下令耆英巡视吴淞、狼山、福山、圌山等各关隘，要求增设战船炮械；次年又加强江阴鹅鼻嘴、瓜州及南河、灌河、射阳湖口的防御，命令在南山修筑炮台。而广州海防，则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命令祁贡召集十万团练，以升平社学为团练汇总之处，并推及韶州、廉州等地。其他地区除了建造战船、训练增加兵丁之外，道光皇帝还从国外进口战船，并听取外国人的建议，在海防扼要之处设置最先进的大炮。
道光皇帝心里十分清楚，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是“人”。船炮再好也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去掌控。因此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在整顿防务的三大任务“练兵、造船、设防”中，将练兵放在了重要位置。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42年10月28日），道光皇帝在给赴任广州的伊里布的谕令中，要求他到广州后要认真检阅驻防清军，尤其在整顿广东防务时，要破除积习，淘汰羸弱，挑选精锐，不要拘泥于旧制，如果有需要变通办理之争，务必认真研究予以办理。整顿之后要见到成效，不要流于形式，要达到武器适用，兵丁能战。
早在鸦片战争进行过程当中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皇帝就已经看出兵丁素质不过硬从而导致战争溃败的严重问题，他命令山东巡抚在蓬莱、黄县、荣城、宁海、掖县、胶州、即墨等沿海地区编练乡兵进行互助，又下令沿海各地大臣效仿定海土堡之法，在附近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垒。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谕令广东团练助防海口。
道光皇帝既然重视兵丁问题，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兵丁训练质量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他将重点放在了武器使用上，特别是对枪炮的使用，他要求士兵对枪炮要“施放有准”“尤贵精娴”，其他的例如刀剑、弓箭等也要熟习。对于军队的战术训练，他要求要有勇知方，了解攻守之方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道光皇帝特别提出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指挥上，要懂得战时兵力如何分布、如何会合、如何抄袭、后方如何策应、埋伏时如何出其不意，等等，对于这些内容要精心演练。
为了让兵丁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道光皇帝提出了一种战法，名为“速战阵式”：用五百斤铜炮六十尊，设在速战阵头层，三十斤铜炮一百尊设在二层。炮有炮车推挽，炮架支放，作战时转轮装药，连环套打。这种阵式是为了体现集中优势兵力和层层设防的效果。为了战时能够达到最佳效果，道光皇帝当时让讷尔经额按照此战阵详加训练。实际上，这种阵法依旧没有脱离开冷兵器时代的模式，对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洋人们而言，算是“纸上谈兵”。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高高在上的东方帝国的皇帝居然去思考一个军事将领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道光的是触及灵魂的震动，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在对某些军事将领变向地表达不满，干了大臣们才应该干的活，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道光皇帝内心有多愤懑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那种皇权体制下，没有人会追究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战败责任，但皇帝还是反思了自己。除了上边提到的购置武器、训练兵丁、战争创意等，道光皇帝十分清楚，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制度章程的建设是自己应该全面负责的。
道光皇帝在战后强调在军备的各个方面拟定善后章程，就是要把革除旧弊、拟定新规的措施具体列成条款，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相关人遵照执行，在当时来讲对于改革清军的防务体制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三日（1843年10月25日），军机大臣穆彰阿奏议的浙江善后事宜为例，来看一看道光皇帝是如何进行防务制度建设的。
当时的浙江善后事宜共有二十四条，大致都是对于如何增添兵力、如何增强指挥官的实战能力、如何购置先进武器，以及军费如何合理进行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例如，第十四条的水师额设战船。俟同安梭船造成试验后，按营分设；第十六条的水师营内招募善于泅水之人，教习兵拔；以及第二十一条的酌减马兵，节省经费贴补各兵奖赏等条款，都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
道光皇帝在接到穆彰阿奏议的当天，就分别谕令内阁、军机处落实执行，并进一步批示：
（浙江）巡抚亲赴乍浦考核二条，着闽浙总督明查暗访，如该提督、巡抚视为具文，并不届时亲往，以致日久废弛，即着该督指明参奏。如该督不予参奏，一旦发觉一并惩处，绝不宽贷。
有招宝、金鸡两山及乍浦等处，修复炮台，并镇海、乍浦后路添筑炮台，及海宁、海盐交界之谈山岭，建筑石寨，内修炮台，并沿海城镇择要修复，以备藏兵抄袭四条，并添置炮位一节，均系海疆紧要事宜。
浙江善后事宜的二十四条，除了针对防务问题制度化之外，也涉及了有关体制方面的改革，除了有关浙江地区特点的条文，其余条文实际上成了各地善后事宜的依据。
后世往往认为，清政府的改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事实上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就已经开始进行体制上的反思，并着手进行改革，只是其力度与后来的洋务运动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如果站在中国刚刚睁眼看世界的角度，去看待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后的体制改革以及各项善后事宜，我们还是应该称赞这位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要经过认知、试探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始终在一种悲愤的状态下，挣扎着试图改变大清帝国国力衰弱的局面。而且，从战后进行体制改革以及制定善后事宜来看，或许他还试图在未来与英国人继续掰一掰手腕，想要一雪鸦片战争战败的耻辱。虽然上天终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然而在他在位的最后八年中，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政策。自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制定严厉的禁烟措施是其一贯主张，并且付诸行动。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十三项条款中，对鸦片问题却只字未提，原因之一就是道光皇帝对鸦片继续持严禁态度。据史料记载，在中英谈判之前，璞鼎查事先拟订了一个计划，条约签订后主张鸦片按照其他货物一样，纳税后公开输入销售，以免私运贩卖引起麻烦，可是清政府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对鸦片只字未提，因此英方在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及此事。
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对这个问题很是不解，便向清政府代表问及鸦片事宜。当翻译将英方代表亨利爵士的话译给清政府代表时，清政府的相关人员都极力回避这个问题。直到亨利爵士说只是作为私人话题随便聊聊时，清政府代表才急切地询问，英方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英方代表首先将引起吸食鸦片问题的罪责完全推卸给了中国，然后以试探性的口吻将他们对于鸦片贸易的想法吐露给了清政府代表。英方认为若将鸦片进口合法化，让富户和官吏都可以参加合作，便可以大大限制走私。当时清政府代表也认为英方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们同时表示：皇帝陛下是不会听从这种建议的。也就是说，道光皇帝禁止鸦片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
双方代表都倾向于弛禁鸦片，或者说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由于双方事先可缺少沟通，清政府的代表们担心谈到鸦片问题时，会刺激到英方代表，从而不利于条约的签订，因此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即使是以私人话题谈到这个问题时，清政府代表依然不敢公开表态弛禁鸦片的态度，生怕被道光皇帝治罪。他们只是在极为私密的环境下，才对璞鼎查说了心里话：“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清政府都不查问，也不会提出诉讼。”
次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附件时，英方又提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当时清政府代表之一黄恩彤记载了谈判时的有关经过：
税则既定，璞使遣马礼逊来言曰：“鸦片为人害，中国禁之是也，然名禁，实不禁也。今禁之不为不严，而吸食如故，贩运如故。中国无如不良之民何也？英国亦无如不良之商何也？且禁之则不准进口，彼得于海中交易，名曰禁烟，实则免税，彼获利厚，而不纳税，无怪乎愈禁而愈不止也。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耆大臣如以此意入告，增税必多。”并具有说帖一纸，余白耆公，公踌躇曰：“鸦片弛禁，璞使蓄意久矣。先不言而今始言之，得毋别生枝节乎？”余曰：“彼所言其名非也，其实是也，今若据理据法正言拒绝，彼转有辞，不若设为重税以难之。”乃为马礼逊曰：“耆公非不知名禁不如实税也，但中国禁烟甚严，吸食者罪至死，今遽请弛禁，大皇帝断不依允，中外大臣，亦必力争。耆公即冒罪奏请，恐亦无济，且奸民与奸商，走私渔利，由来已久，一旦弛禁，能必其进口报关，遵例纳税乎？诚恐徒有弛禁之名，仍无纳税之实，谁任其咎？公使如必欲耆公奏，请莫若必纳税银五百万两，作为一年定额，即由公使汇交，以明各商先之走私，原非得已，今之纳税，实出至诚，以后按年照额完纳，统归公使保交，或邀恩允准，亦未可知。”马礼逊曰：“贩烟获利诚厚，亦安能先纳五百万之税乎？”余曰：“林大臣昔年毁烟二万箱，当时必不能收缴净尽，乃尔国索还烟价在广东，先有六百万，在金陵又有四百二十万，足见鸦片之成本重而余利多。今中国弛禁，每年止索税银五百万，未为过也。如一时不能如数，先交三百万，余于半年内，分两限完纳，或于此中划抵，中国补还英国之银，似亦甚便，可回复公使，斟酌为之。”其议遂寝。
以上是黄恩彤记录下的《南京条约》附件签署过程中，中英双方关于鸦片问题的交涉内容。看得出来，英国人时刻没有忘记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清政府的代表则顾忌道光皇帝的禁烟立场，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不过这番交涉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后来在实际层面上，英国商人走私鸦片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变本加厉。清政府代表在鸦片问题的谈判和条约中一再回避，也是鸦片后来能够继续走私的原因之一。但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一直是未曾改变的，坚持禁止鸦片不让其贸易合法化，一直是道光皇帝的主张。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日（1843年12月1日），道光皇帝在给两广总督耆英的谕令中，再次提到了禁烟问题：
朕思鸦片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
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除了谕令严禁鸦片之外，道光皇帝还特别关照沿海各督抚，要时刻警惕来自海上的走私贩烟船。例如，当他接到山东巡抚梁宝常关于登州府下属的荣成、文登、福山等县有两只双桅洋船停泊，内有广东、江西等省的不法分子驾舢板船，想要和当地的商民进行贸易，试图私贩鸦片的奏报后，即刻下令让当地督抚务必严禁海口商贩私自交易，以防止鸦片走私流入内地。又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48年1月21日）巡视中城御史志魁上奏，说编查保甲时发现名叫杜焜的长期吸食鸦片者，道光皇帝立即下令将志魁这件事“交部叙议”，以资鼓励。
对于吸食、贩卖鸦片者，道光的态度依旧是严惩不贷。然而纵观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禁烟，已经没有当初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那种决心和豪气。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本来主张严禁鸦片的大臣，大多处在一种无权的尴尬位置，或者是意志消沉。例如林则徐，那个时候还在屯垦边疆。因此道光皇帝虽然继续力主禁烟，但也只是政策不出紫禁城，无人落实，或是打折扣地执行，使得鸦片走私在战后呈有增无减的态势。作为最高统治者，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无疑是悲哀的。至于鸦片战争后，鸦片在中国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来了解。
德卫司在他的著作《议和后之中国》中写道：
广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后，鸦片整箱运输街市中，直如非违禁品。
《中外记事报》这样写道：
鸦片贸易及吸食均成公开，并不隐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见有运贩往来。
而《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更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鸦片在中国泛滥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大致如下：
1847—1849年，鸦片输入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八百十四箱，价格是一千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元。1840—1850年，英国输入鸦片的箱数对比数字为：1840年是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上升为三万四千零七十二箱；1848年上升为四万六千箱；1850年则达到了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箱。
从对比数字来看，仅仅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间，鸦片进入中国的箱数就翻了一倍多，而且全部是走私流入，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道光皇帝“禁烟未曾变”的态度，事实上只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很多时候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威武，他的意志并非都能被贯彻执行。这其中有各级官吏的自身利益问题，当然根本问题则是体制原因。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是不可能去思考国家体制问题的，因此未来的道路，他只能是在悲愤和压抑中，继续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订，标志着鸦片战争的正式结束，但是中英双方的局部摩擦与较量却始终没有停止。就在双方签订条约不久后，璞鼎查所率英军以等候清政府释放俘虏为名，强行占领厦门鼓浪屿，并对清政府代表施加压力，以“台湾的英军俘虏被杀害”为名制造事端，要求清政府向英国政府谢罪和赔偿。
为什么中英双方在战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摩擦？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战俘本身说起。
鸦片战争期间，被俘的英军士兵大部分都已经放还，而英军侵占台湾时，有一百多名被当地的军民俘虏，一直拘押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下属去要人时，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告诉他，这一百多名俘虏中有的已经因病死亡，有的已经按照大清法律正法，目前依旧在押的只剩下九名军官，以及因遭遇台风被台湾当地百姓救起的军官和士兵共二十五名。
姚莹当时将这些俘虏以及被救人员全部交给了该下属，对方对此也表示万分感谢，请姚莹到他的船上做客，并悬挂百面彩旗、燃放礼炮表示欢迎。双方最终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彼此告别。
按说这件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中英双方处理得都十分得当。然而当下属回去汇报详细情况时，璞鼎查对清政府正法英军俘虏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俘虏，而是遭遇风浪被迫在台湾停船的英国商人，于是要求清政府将台湾镇道达洪阿、姚莹二人治罪，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抚恤金。
最先接到璞鼎查这一要求的，是求和派代表耆英。为了尽快息事宁人，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达洪阿、姚莹为了争夺功劳而故意生事，破坏战后刚刚达成的中英合约，希望朝廷能够予以严惩。道光皇帝命令怡良奔赴台湾进行调查。怡良本身也是求和派，因此到台湾后根本就没认真调查，便按照耆英的说法上奏，也诬陷达洪阿、姚莹是故意生事，希望朝廷能够法办。
璞鼎查之所以利用俘虏事件故意挑起事端，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能够踏及的所有中国领土上都打了胜仗，唯独在台湾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损兵折将，因此璞鼎查的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事实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英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台湾的侵占行为。英军之所以对台湾如此“垂爱”，原因不仅在于可以掠夺其丰富的资源物产，而且台湾地处冲要，是英军打开中国大门甚至东南亚地区大门的战略要地。不过英军侵占台湾的想法一直未能得逞，而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人也没有从中获得台湾的权益，因此综合多种因素，璞鼎查总想找机会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俘虏问题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因此他立即将俘虏事件进行夸大，试图将其提升为中英之间国家层面的矛盾。
璞鼎查的说法，明白人一听就知道是一种狡辩，根本不值一驳，可是当时求和派的官员们为了稳定中英刚刚签署条约后的“和平局面”，便附和璞鼎查的说辞以推波助澜。还有别有用心的，例如当时江苏主管财政的部分官员，忌妒台湾方面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也跟着一起附和；而福建厦门的一些武将，鉴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有失水准的表现，与台湾方面相比相形见绌，也跟着一起制造谣言，恨不得立刻将达洪阿和姚莹拉下马。
这些官员跟着一起制造舆论，正好可以让耆英利用。于是耆英经过整合，决定用已故的福建总督苏廷玉和提督李廷钰二人互相来往的家信，来弹劾达洪阿和姚莹的“冒功”之罪。道光皇帝得到弹劾奏状后，让身在台湾的怡良务必认真调查。可是怡良本身就倾向于将达洪阿和姚莹治罪，虽然他明知这两个人是“无功可冒”的，但他必须找出这两个人的“罪证”，以在皇帝陛下面前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现在耆英的证据正好可以说明这一切。于是怡良上奏说耆英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一切，没等道光皇帝回复，怡良便将达洪阿和姚莹押解进京。
台湾地区两个最高的军政长官被拿下后，当地的军民愤愤不平，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怡良的官署为两个人进行申辩。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怡良的重视，反而遭到这位钦差大臣的训斥。这个案子过去七年后，当时的著名学者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评论说：
台湾之狱，外者耆相主之，内者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
总结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达洪阿和姚莹并没有办错事，而是站错了队。因为两个人都不是求和派的人，而是主张抗英的代表。
达洪阿曾经向朝廷上书陈述英军的入侵未必能够持久，朝廷应该抗战到底，只要坚持住，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姚莹甚至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与英国人议和。
窃闻逆夷北上，复纷扰江南……复有在地奸民，为其区划，镇江之失，江宁之困，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时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是？又闻广东有言：英夷国已空虚，群夷不服所为，颇多兴怨，似有内溃之形，乃转掠商艘，以助其势，外益夸张，内实急迫。米利坚亦谓天朝不可堕其术中，此言似又与职道前月所陈，不无吻合。若我但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内查奸民诛之，不事姑息，再持数月，夷将自溃，不审朝内诸公如何赞襄纶綍，翘首天南，疢如疾首矣。
暂且不论姚莹所说的英国人“似有内溃之形”的说法是否准确，他的这篇奏文激昂慷慨，很能振奋人心，但言语间也对求和派有所指责，一定会遭到穆彰阿、耆英等人的嫉恨。因此台湾案件并不是突发的，表面看起来是俘虏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问题，但事实上也有耆英借助英国人的说辞，公报私仇，故意整达洪阿和姚莹的意思。
达洪阿和姚莹被押解进京，其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从道光皇帝的反应来看，他是不打算将二人治罪的，当然这并非因为道光皇帝完全是秉公办事，而是在他的心中，对涉及英国人的事务，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
道光皇帝在回复耆英的有关台湾战俘问题的奏折时，明确指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双方不应该再加以议论。换句话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英国人肯定不会按照大清的要求将战争中指挥占领大清领土的英军将领全都免职，同样，大清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也有很多，难道都要在事后要求赔偿吗？
如果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道光皇帝的这个态度，其中包含有诡辩的成分，是以一种让对方感觉如鲠在喉的方式，驳斥了璞鼎查的无理要求，甚至也变相地批评了求和派官员无原则的迁就。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皇帝虽然内心悲愤，但是作为最高决策者，必须着眼大局：中英双方刚刚达成和议，他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局面，因此他对达洪阿和姚莹给予了很轻微的处罚，也算是有了一种维护中英之间“和谐”局面的姿态。
之后没过多久，在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43年12月16日），达洪阿和姚莹就被重新起用，道光皇帝甚至任命达洪阿为哈密办事大臣，等于是委以重任。
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对台湾案件给予了彻底平反，将穆彰阿贬黜，并下诏向全国表彰达洪阿和姚莹在台湾地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英勇表现。
台湾案件虽然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所发生的一段外交插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内心的悲愤，明明是英国人无理取闹，却还要象征性地处罚根本就不应该处罚的人。事实上，道光皇帝的这种悲愤，在他之后剩下的皇帝生涯中一直存在，而且在一个又一个涉及英国人的事务中，总是能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点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情绪中便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地的广东，对外国的反侵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两个附件，争取了英国在华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关税协定的特权，而后法国、美国等国家也先后要挟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条约，这更加让百姓们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纵观当时，广东地区的形势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如条约签订之后预期的那样稳定。当地百姓对英国人的憎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减弱，甚至对英国人的斗争有了一种新趋向。
例如，在当地民间散发的《告谕英商大略》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英国人侥幸得志，勿视为中国之弱也。事实上这已经表明了一种决心，那就是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改变对抗英国人的态度。
虽然当地百姓的这种态度来源于对外来民族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但其中也有英国人战后在广东总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傲慢地对待中国人的表现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广州等地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商人与当地百姓交易时，表现出恃强欺人的架势，因此与当地百姓经常发生冲突，以致生出许多事端。
例如，英商中的役吏在街市劫掠布店货物；购买物品时如果议价未成，挥手便殴打卖货之人；英国人在街市上遇到当地百姓，动辄大声呵斥避让，如果稍有怠慢，便挥鞭抽打。英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引起了当地百姓极大的愤慨，而他们又有一种“骁健多好义”的品格，痛恨英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不法，便自发组织起来对抗英国人，这其中具有广东特色的反抗英国人的“社学”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学，也称为书院、义学，其前身是当地地主富户们创办的“团练”，用以缉捕盗贼、保民安境。鸦片战争期间，社学成为广东当地百姓编练义勇、抗击英军的组织。《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各地的社学组织互相联络壮大声势，决心对抗英国人到底，并约定“同患相扶，协力共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
按说社学对抗英国人的这个宗旨，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相符，应该是被清政府限制和打压的，然而从当时社学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显然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支持分不开。例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时候，道光皇帝让大臣特别起草了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发到广东，其中就有对广东社学的激励话语：
恭读上谕，“士民众果有勇猛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憝，或申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有非常之懋赏，钦此！”士民等钦奉王言，共引团练，仿轨里连衡之制，指愿得百万之师，按赏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无事则各归农业，有事则协心从戎，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
而且在升平社建立的过程中，道光皇帝也指出：
该省西北乡绅士，敌忾同仇，深知大义，着查明首倡义举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具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剀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并经调拨运用者，亦必慨如赏赉。
在道光皇帝的这种鼓励之下，有了朝廷主战派的大力支持，社学组织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迅速发展壮大，由地方绅士组织领导，以下层百姓为基础，可以说人力财力都来自于民间。社学组织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它的抗英斗争才会持续不断，且声势越来越浩大。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九日（1844年4月26日），广东巡抚程矞采在奏文《绅士捐建升平社学公所由》中提到，社学组织成立一年多来，城东南各路，全都闻风而起，各自选择燕广墟、沙梨园及广州河南（珠江沿岸）等处先后建立东平、南平、陆平各社学公所仿照团练而行，各社壮勇少的达到几千人，多的达到了万余人。
社学自成立之初，就以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对抗英国人，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因此在社学领导下的广东地区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的抗英斗争—火烧十三行，便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十三行是清朝时期广东地区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又以牙行经管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事实上，当时官方虽然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但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购销买卖等业务。可是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人为更多地赚取利益，其中很多人与英国人串通勾结，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恨。
这种愤恨经过长时间的积攒，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1842年12月7日），因为一次突发性事件，而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十三行的暴力复仇。
当天，一名英军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而拒不付钱，陈亚九向其索要，士兵恼羞成怒，拔刀刺伤了陈亚九的右臂，陈亚九顿时疼痛难忍大声呼救。当时在附近卖糕点的李亚华以及来往的百姓看到陈亚九被英军士兵欺负，心中愤恨不平，便一齐围住该士兵，帮助陈亚九讲理要钱。士兵自知理亏，冲出人群后躲进附近洋房，并将大门紧紧关闭。以李亚华为首的百姓们在后边紧紧追赶，随着人数越聚越多，洋房逐渐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洋房里有英军看守，看到外边围聚了大批中国百姓，英军士兵从洋房二楼向下投掷石块，试图驱赶百姓。面对如此野蛮的行为，围聚的百姓们更加愤恨不已，此时一个名叫苏亚炳的升平社成员正好从此路过，询问事情原委后，顿时觉得英军士兵欺人太甚，于是便率众冲击洋房，试图打开大门。可是洋房大门紧闭，而且英军士兵不断地向外投掷石块，致使百姓们不敢靠近。苏亚炳见此情景甚是愤怒，他发现洋房旁边不远处就是十三行的商铺，联想起很长时间以来十三行的人和英国人狼狈为奸，于是率众直奔该商铺，搬起大石撞开大门，带领百姓一拥而进，然后放火将商铺点燃。
英军士兵见此状况，急忙赶来扑救，苏亚炳大喝一声，拔出腰刀向英军一通猛砍，英军士兵立即开枪还击。混战中有两名英军士兵当场毙命，苏亚炳、李亚三、何亚郁等数人也都被英军开枪击中负伤倒地，其中五人因伤重而殒命。愤怒的百姓全都高喊“杀贼”，全力阻止英军士兵灭火，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方才熄灭，共烧毁英国人四间房舍。这就是当时火烧十三行的全部过程。
事后两广总督祁贡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此事，说是“民洋争吵，致使洋楼失火”。祁贡这种说法，具有试探性，因为他十分清楚道光皇帝内心对英国人一直是抵触的，而这个事件确实也给英国人带来了损失，所以他采用了“民洋争吵”这种模糊的说法—只是汇报了过程，而没有界定责任。当然，这也源于道光皇帝在去年下的一道谕旨中的一句话：
粤省士民，因该夷情形傲慢，激成公愤，迥非借端滋事者比。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皇帝陛下是偏向社学的，所以火烧十三行事件出来后，祁贡的态度一定会是小心翼翼的，事实证明祁贡的判断是正确的。道光皇帝接到奏报后，特别指示祁贡要秉公办事，而且道光皇帝给祁贡下了死命令，要“总当使洋人服输，不致有所借口，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道光皇帝等于清楚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让祁贡不要追究社学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尤其不能采取暴力镇压的方法，也是乘机利用民间力量打击一下英国人嚣张的气焰。
知道了皇帝陛下的明确态度，祁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也就有了底气。璞鼎查事后给祁贡写信，提出索赔的要求。祁贡因为有了道光皇帝的明确指示，所以面对璞鼎查也不敢过分软弱。他回复说希望璞鼎查不要过分纵容自己的士兵，当地百姓一旦万众一心，绝对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力量，一旦触犯众怒，后果更加不可设想，真要是到了那种局面，大清政府也将无法控制局势。
祁贡的态度让璞鼎查备感无奈，可是他也明白，这话并非危言耸听，大英帝国可以打败大清帝国，但绝不想就此陷入由民间力量所引发的报复行动中，那样英军在中国将会应接不暇，这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在华利益。璞鼎查最终放弃了索赔，这也意味着火烧十三行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火烧十三行，虽然是一起突发事件，而且源于民间，并不是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是道光皇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透露出这位在鸦片战争中遭遇不断失败的帝王，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憎恨。道光皇帝深知，仇恨要想持久，必须以民间力量为基础。他的这种态度又作用于民间力量对抗英国人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看，火烧十三行不过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但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排斥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从他支持民众对抗英国人中就可以看出。事实上火烧十三行是民众反抗英军欺压的一个开始，从1843年到1850年间，民众反抗英军的事例层出不穷，而道光皇帝的态度则是继续争取民心，利用民众抗争来实施自己排斥英国人的目的。这一节我们就来举例说一说其中两起事件。
第一个事件：禁租河南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间，英国军舰突然驶进珠江，向清政府提出六点要求：
1.英国人两年后自主住进广州城；
2.英国人要在广州河南岸建大片洋房；
3.在十三行开河截段；
4.设立天主教堂；
5.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6.在天津通商。
英军将上述条件形成文本交给了清政府代表，要求清政府在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可是没等十日到限，英军便开始在广州河南岸划地分解，开始动工建洋房。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广州百姓的强烈愤慨。广东省各界共同商议决定，每个商铺捐出一个月本铺租金，可以凑得经费三百余万两，并集齐十万兵勇，准备与英国人一战到底，同时修书一封，向英国人发出警告。
珠江南岸，旧称河南，与省城广州相对。那里虽然人口众多，但地方狭小，居住在此的人大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靠着宝贵的、狭小的这块河南地皮艰难地生存。在河南西部有一块水陆十分便利的地方，与广州城的洋楼隔水相望，这个地方隔岸临海，英军如果占有此地，便可以封锁西面的通道，或阻截来自珠江的过往船只。
另外，在河南地的南面，地势随河道而波折，随着曲折处一直向下，就是进入西南乡的凤凰河，向东是鸡鸭窖。如果在河道曲折之处建一座炮台，就可以完全扼住广州通往两侧的河道咽喉，因此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
这块地区的价值显而易见，英军想逼迫清政府答应划地，应该是蓄谋已久的。英军先是用重金想要购买，在遭到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后，开始采取变诱为掠的方式。璞鼎查不等清政府给予答复，便擅自在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二、三、四日（1844年5月18、19、20日）连续三天前往河南洲头进行丈量，并插旗为界，强行占领以造成既成事实。
河南地带的百姓面对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决心对傲慢的英国人进行惩罚。于是在社学的组织下，四月五日（5月21日），百姓们聚集在双州书院，经过商议后决定给璞鼎查首先送上一封警告信，明确告知，百姓坚决不答应出租河南地，英国即使动武也吓不倒我们！然而社学代表将信交给英军代表后，经过很多天的等待，依旧看到英军在继续丈量土地，并不见英军有什么回复。于是百姓们联合起来要求当地乡绅向英军提交一份强烈的抗议书，这就是《河南合堡四十八乡绅耆投词》的来历。
现因英吉利国欲勒租河南地方建屋宇，本处绅民均不情愿，乃英吉利国领事官不待业主允议，突于四月初二、初三等日，竟到河南洲头嘴地方丈量，插旗置界，是将恃硬强占，有背和约。我等绅耆大为骇异，迫于初七日集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到洋行会馆，欲与之面辩，以明所不愿者众……而领事推匿不见，故致函分辨情理，陈说厉害，交通事转递，原冀其中止以弥争端，俾各守和约……
为了给予璞鼎查更大的压力，在河南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当地乡绅又另在《致英吉利国领事官信稿》和《告谕英商大略》等信函中，反复强调百姓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甚至表示租借河南地之事，就算政府答应，皇帝陛下盖上大印，百姓们也不会答应。在给英国人致信的同时，社学组织也做了最坏打算，一旦英国人公开回复不答应，社学组织立即展开驱逐英军的武力行动。
百姓们这种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让璞鼎查甚为忌惮，于是他将情况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如果强行占领河南地界，而使得当地百姓产生抵触，从而有可能造成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的话，可以考虑暂缓运作。
因此璞鼎查终止了租借河南地的一切运作，并与耆英签订了三年后再进广州城的和约，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个事件：黄竹岐案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沿江数十个村落为了自卫，纷纷构筑闸栅以护卫本村。这些闸栅最远的距离本村十余里，最近的也有二三里远。平日里英国人上岸如果不寻衅滋事，村民倒是让其来往通行不加干涉，可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的一天，一些英军士兵的到来，打破了这里本来相对平静的局面。
当时一部分英军士兵乘船到广州城西南的黄竹岐村一带打猎，登岸后闯进村民们构筑的闸栅，在村内鸣枪打鸟，看见村中妇女就调戏，吓得妇女们惊叫着四散逃走。其中一个名叫麦克的英军士兵竟然开枪射击那些逃跑的妇女，幸好没有打中，但是麦克却以此为乐，并高声辱骂妇女。
村民们听到枪响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并鸣锣传递消息，召集邻村百姓前来支援。英军士兵在越聚越多的百姓面前，开始变得惊恐暴躁，试图开枪向百姓们射击。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百姓，大家一拥而上，当即打死六名英军士兵，并将其尸体绑在巨石上，投入了村外的大河之中。村民陈亚辰也当场被英军打死，另一名村民李亚键被打成重伤。
事发后，其余的英军士兵逃回船上，立即掉头逃入省城，并将他们在黄竹岐村的遭遇向英国领事报告。
英国领事当即照会耆英。耆英急忙派人会同南海县令招募渔民，驾船打捞那六名英军士兵的尸体。英国领事以清政府管辖不力为借口，要求交出肇事凶手交给英国人处理，结果被新到任的广东巡抚徐广缙拒绝。他给予英国人的回复是：杀人偿命虽然是法律明文规定，但也得是一命抵一命，绝不能乱了法度，更不能随便处理我们的百姓，来满足英国人的欲望。徐广缙当时亲自审理此案，查明事情经过后，判处三名肇事者死刑，并在打死英军士兵的现场执行了死刑。可是英国人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依旧不满意，向耆英提出要烧毁黄竹岐村，否则不能平息本国人民心中的怒火，并逼迫清政府强力压制百姓对英军的反抗，以保证他们在当地的绝对安全。
耆英迫于英国领事的压力，责令当地官员出示公告，召集乡绅开会，让这些人拟定一份“今后毋许枉杀，后此永保无事”的公函，张贴在全城，以此表示对英国人的安慰。
道光皇帝在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8日）接到耆英的奏告后，立即指示他一方面要缉拿凶手惩办，绝不能给英国人任何挑起事端的借口；另一方面要他做好战备，防止英国人借此扩大事态。后来又接到黄竹岐两名村民被打死的奏报，道光皇帝立即谕令耆英，处理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失去民心，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二十六日（1848年1月2日），又接到英国领事要求自行处理中国百姓以及烧毁黄竹岐村的奏报，这位内心本就悲愤不已的皇帝终于再也忍耐不住：“荒谬已极，自无应允之理！”
道光皇帝不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而且指示耆英，要公平地审理，决不能失去对百姓的宽容。至于英国人是否会满意，不必考虑得太多，也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态度，一切以不失民心为准则。他再次告诫耆英，一定要对英国人严加防备，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十二月七日（1848年1月12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关于黄竹岐村事件起因的奏报后，开始郑重其事地对英国人加以谴责，他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对自己的士兵加以约束，也不至于惹出如此大的事端，希望英国领事能够正确理解他说的话，应该想办法约束本国士兵的行为，如果不是正常的贸易往来事宜，就不要擅自进入民间田舍房屋。面对道光皇帝的态度，英国人最终选择了退让，宣布这一事件到此为止，同时也希望清政府能够教化民众，不要对英国人产生敌视情绪。
从上述两个事件来看，鸦片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当时主政的政府的失败，而并非中国人整体的失败。正是民众的力量，使得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看到，对抗英国人是一场旷日持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战斗，因此本就因为鸦片战争失败而内心悲愤的他，选择了支持民众的反抗情绪，并因势利导地限制英国人在大清国土上的肆意妄为。而他的这种态度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抗英国人事实上远没有结束，而且趋势由政府层面逐渐波及民众层面。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当时中国被迫睁眼看世界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民众的眼睛也已开始逐渐睁开，只是未来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这条道路是万分的艰难与曲折。
从中国近代史后来所经历的历程来看，每一次外敌入侵，最终都会演变成民众层面的主动抗争。这也正是应了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英国人到广东开展贸易已经多达二百年之久，按照旧制规定，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城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常常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异类的表现，是一种不平等待遇。《南京条约》没有针对这个事情进行有效的解决，而英国的历任领事也都曾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过进城的要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所以璞鼎查才在上文提过的河南地事件中，再次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进入广州城居住。
可是河南地事件最终在英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下放弃了争夺，所以进城事宜也就暂时搁置。但是英国人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进城事件”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便成为中英双方的矛盾焦点。
当时间进入道光二十五年之后，大清帝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之中。当然原因在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已经完成，各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暂时偃旗息鼓。按照有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该收回定海，于是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德庇时，以此大做文章，以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为借口，拒绝将定海归还。
十一月二十三日（11月21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奏报后，指示他：
……恐难免希冀请求。该督等唯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如此晓谕，庶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
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道光再次接到耆英关于英国人执意进城的奏报。道光再次谕令耆英必须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
（英国人）进城一节，非本条约所有……该督等仍当详晰开导，谕以即使准其进城，而民情究难相安。倘因事争竞，或致互有伤损，彼时若求代为约束，地方官断难查办……
从指示耆英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虽然利用民众对抗英国人，但并不是说他就不保障民众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他还是希望民间尽量不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将回绝英国人的任务，交给了求和派代表耆英，甚至连回绝的方法也明确指示给了耆英，那就是耐心开导。事实上这是一种“软拖”的手段，目的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难而退，毕竟《南京条约》已经达成了双方不再交兵的约定。
英国人再一次选择了退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退出舟山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英国人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罢兵”而就此停止争取进城。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德庇时突然率领十余艘舰船闯入省河，停靠在十三行湾，并下令英军士兵悄悄登上炮台将炮眼堵死，然后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道光皇帝在三月七日（4月21日）得到奏报后，指示耆英立即进行布防，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向英国人讲道理，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武力抗击的准备，作为一方军政长官，万万不可张皇失措，更不能有所懈怠。耆英接到谕令后，和英国人商定两年后可以进城，不过他倒是没签订任何条约，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徐广缙。后来英国领事德庇时也卸任回国，接任他的文翰继续坚持英国人进城的主张，与新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事实上，耆英答应英国人两年后可以进入广州城，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英国人提出进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其舰船强行驶进省河，所以耆英采取欺骗拖延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对方。针对进城问题，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性记录，这让双方的继任者都会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因此反进城斗争就开始变得更加尖锐。
早在徐广缙到广东赴任之前，道光皇帝就指示他，解决英国人进城的问题，首先在于安抚当地民心，只要民心有所向，外敌不足为虑，如果民心背离，即使答应英国人进城，未来也会出现很多民洋冲突，到时政府还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民众会答应吗？答案显而易见。也就是说，道光皇帝其实是要将反对英国人进城坚持到底。
因此徐广缙到达广东上任后，就开始遵照皇帝陛下的指示来解决进城事件，而中英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也就注定了反进城事件会逐渐激化。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英国领事文翰告知徐广缙，转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49年3月15日）就到了当年耆英答应进城的时间了。结果刚过完年不久的正月二十三日（1849年2月15日），徐广缙就前往虎门与文翰进行交涉，同时向道光皇帝请示。当时徐广缙和叶名琛商议，两个人在同英国人的交涉中，一定要团结一心，坚决不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而且为了防止英国人强行入城，徐广缙还加强了省城防务，在省城周边层层设防。
徐广缙备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文翰得知，文翰坚持认为这是清政府不守信用的表现，于是就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徐广缙扣留在舰船上，想以此来逼迫清政府同意进城的要求。
对于文翰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徐广缙告诉文翰，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是前任耆英的事情，现在自己奉皇帝陛下之命到广东任职，自然会按照旨意行事，而到现在还没接到让英国人进城的谕旨，所以不能擅自答应领事的要求。不过自己倒是可以向皇帝陛下请示一下，但在没有结果之前，一切都必须遵照大清的法律行事，就算是英国人也不例外。
徐广缙这种坚决的态度，让英国人也很是无奈。文翰同时也明白，就算是把徐广缙杀掉，也解决不了进城问题，而且那样做更会让清政府在外交上找到拒绝英国人的理由。因此在冷静下来之后，文翰放回了徐广缙，让他详细地向大清皇帝汇报这件事。
徐广缙明知道皇帝陛下是不可能答应进城的，但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他还是向道光皇帝上了奏疏。不过这封奏疏的言辞具有引导性，将整个来龙去脉汇报一遍，在结尾徐广缙为了排除道光对自己的误解，特别强调了皇帝陛下一定要坚持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态度，不然的话自己的努力等于白费。
道光皇帝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给当年耆英的指示一样，让徐广缙也要顺从民意。当徐广缙将道光皇帝的旨意展示给英国人时，文翰开始受到本国人的指责，认为他和前两任领事相比，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无能，这让文翰备感尴尬。于是他写信给徐广缙，指责中国人背信弃义，明明是耆英已经答应的事情，为什么又要反悔？这让不了解中国官场文化的文翰百思不得其解。
徐广缙继续以不知道前任的承诺，自己只能执行皇帝陛下的指令作为挡箭牌，告诉文翰，英国人进城是绝不可能的。至于文翰在本国人心中是什么地位，那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与大清帝国无关。而且如果英国人执意要进入广州城，也得问问当地的百姓答不答应。
事实上当广州城内的百姓得知英国人又想进城的消息后，已经开始群情激愤。自1848年冬天到1849年三月，省城越秀书院监院一直刻印公柬，邀请越华、羊城二书院一同反对英国人的进城要求，而且城中的诸多绅士也联合起来决心保卫省城广州。史料上记载的说法是：
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创隆平社学，同时响应。地大者至数千人，少亦数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练丁勇名数，柬报越秀……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
在社学的组织领导下，广州城的义勇声势极其壮观，夜间巡城时，将整个广州城照得如同白昼。身在城外的英国人见此场面，吓得目瞪口呆。英国领事则迅速告诫所有身在广州城外的英国人，每天黄昏之前务必关闭前后门户，贸易事宜在黄昏之前全部停止，而文翰因在内受到本国人的指责，对外又担心惹恼了中国人，只得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
社学组织开展反进城斗争的消息很快传进了北京城，道光皇帝自然欣喜万分，为此感慨道：
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恐濒海居民有蹂躏之虞，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申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劻勷，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久历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
看得出来，民众的勇于反抗，以及徐广缙对英国人严词拒绝的态度，让道光皇帝很是欣慰。为了鼓励当地民众的这种反抗精神，道光皇帝下令进行懋赏，而且表示要“励急公向上之心，共享乐业安居之乐，第其劳勚，锡以光荣，毋稍屯膏，以慰朕意”。
在进城事件中，大清帝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人对不能进城一直耿耿于怀，就在道光皇帝下令嘉奖当地百姓数日后，文翰再一次写信给徐广缙，说大清皇帝未能履行英国人进城的承诺，已经让广州当地人非议，希望清政府能够考虑皇帝的颜面，再一次考虑英国人想要进入广州城的请求。
文翰的这封信虽然带有诛心之词，但已经不自觉地将姿态放低了，徐广缙却坚持不妥协，以两国刚刚恢复贸易为由，委婉拒绝了文翰。后来文翰又多次提出进城要求，清政府从皇帝到大臣甚至到普通百姓，全都团结一心坚决拒绝该要求，最终使得英国人放弃再提进城请求。这也让道光皇帝再次认识到，只要政府和民众团结一心，就算英国人武器再先进，也丝毫不能撼动大清帝国，正所谓“利不夺而势不移”。反进城斗争的胜利，也算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始终笼罩在道光皇帝头上的失败阴影中透出的一丝曙光，虽然这点光亮很快就会被黑暗吞噬。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南京条约》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满洲自兴起到入主中原后的二百多年来，从未遭受过如此羞辱。然而自道光即位以来，大清帝国需要对付的并不仅仅是从海上而来的外夷，更有来自内部的敌人。外夷虽然羞辱了大清帝国，但并没有动摇大清的国本，而内部的敌人则在某种程度上给帝国带来了覆亡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看来，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农民起义。
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大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鸦片战争之前就有滇彝之乱、河南白莲教起义、台湾天地会起义等，幸好那时的大清帝国还有足够的能力去平定这些叛乱。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那么幸运。就在大清帝国刚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渐渐缓过神来的时候，1851年4月，来自广西金田的一群人再次使大清帝国陷入恐慌与战乱之中，而这一次，他们给大清统治者们出的题，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难。
这群来自金田的农民，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太平天国的组织。我们知道这群人的首领名叫洪秀全，然而根据很多史料的记载，洪秀全似乎只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偶像，其早期具体的工作都是由杨秀清和冯云山等人去做。当然，“天国”本身这个名称，就来源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因此洪秀全的偶像作用在太平天国的发展历程中绝不能低估，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偶像的存在，太平天国或许早已分崩离析。
洪秀全其实是个失意者，在那个只有登科入仕才有出路的传统时代，洪秀全曾多次想通过科考走进仕途以求光宗耀祖，却屡试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洪秀全又一次背起行囊，踏上了赶考之路，这一次虽和往常的结果一样，但他却在偶然中得到了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从中看到了与他多年来接触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里边有关于天堂的描述，有基督教拜上帝，有关于耶稣的介绍，有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
据有关记载，转年洪秀全再次科考落第后，回到家便大病一场，甚至达到了昏迷的程度。昏迷中他到达了《劝世良言》所说的那个天堂，在那里他看到了上帝。或许是这次的“神游天堂”在洪秀全心底埋下了异样的种子，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读了《劝世良言》，再联系曾经的“神游天堂”，洪秀全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次子”，也就是“耶稣的兄弟”，之所以能神游天堂，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提剑斩妖”的使命。
他由此放弃科考，走上了宣传宗教教义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发现，除了科举考试，原来还有另一条道路，同样可以让自己出人头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洪秀全和一同担任过私塾先生的好友冯云山，一起离开家乡广东花县，辗转来到广西的贵县山区，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布道生涯。让洪秀全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时间，他们便吸收了一百多名农民信徒。半年后为了更深地吸取教义的精髓，洪秀全回到家乡继续钻研教义，而冯云山则又转到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传道。
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传道、发展信徒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冯云山承担，洪秀全则是“天国理论”的支持者，他的偶像作用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当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着艰苦的传教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在当地发展了三千多名信徒，并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式成立太平天国的早期组织“拜上帝会”。
而洪秀全回到家乡后，开始从事教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为“拜上帝会”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这些理论除了宣扬教义之外，还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都应该敬拜上帝，而且只能拜上帝。他将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互相糅合，让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对于教义的深刻钻研使得洪秀全逐渐认识到，必须跟一位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学习，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从家乡花县前往广东省城，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后来因为罗孝全拒绝为他洗礼，遂于七月重新回到广西紫荆与冯云山会合。
很长时间以来，紫荆地区的信徒们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真容的“教主”很是期待，洪秀全的到来让“拜上帝会”的成员们备受鼓舞，立即尊他为领袖，称之为“洪先生”。就这样，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从广西紫荆开始，大力发展“拜上帝会”，当时桂平县与邻近各县的汉、瑶、壮等族纷纷参加。鉴于“拜上帝会”当时已成规模，在冯云山的建议下，洪秀全制定了《十款天条》以及各种宗教仪式来约束信徒，还撰写了《原道觉世训》，除了宣扬上帝主宰一切，人人必须敬拜上帝之外，还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号召信徒共同灭之。
如果说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合之前，“拜上帝会”或许只是宣传宗教信仰的组织，那么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地区，且随着“拜上帝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看到，这似乎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拜上帝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是穷苦百姓，因此“斩杀清妖”的宣传很容易被信徒所接受，民众的激情很容易被激发。
后来，洪秀全在自己编纂的《太平天日》中，对信徒宣布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这等于为后来的反清起义找到了理论依据。
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拜上帝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股力量可观的武装势力，其基本成分为贫苦农民、矿工、烧炭工、挑夫、手工业者、小贩以及无业游民。此外，一些家在当地具有一些经济地位的中小地主和富户，由于经常受到当地乡绅的排挤，也加入了“拜上帝会”，例如后来制造“天京事变”的韦昌辉就是典型的代表。
“拜上帝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势力逐渐遍布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其核心领导者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以及小地主出身的韦昌辉。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拜上帝会”开始转向践行教义为主，即武装反清—“斩杀清妖”。
“拜上帝会”从广西的一片狭小的空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走上反清之路。然而当他们酝酿一场惊世骇俗的起义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毫不知晓这群来自山里的人，未来差点儿成为自己的埋葬者。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忙于皇帝丧事与新皇登基的朝廷，根本无暇关注这个远离京城的团体。而且，道光皇帝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收到关于“拜上帝会”的任何消息，因此洪秀全等人掀起的惊涛骇浪，只能由道光的儿子咸丰去平息。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老爸死后仅仅半年，洪秀全就下令各路“拜上帝会”成员齐聚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四个月后，有两万成员抵达金田，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反清，建号太平天国。至此太平天国的旗帜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大清帝国的上空。
执政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道光皇帝，突然于一月十三日（1850年2月24日）在圆明园一病不起。十四日（2月25日）清晨，自感大限将至的道光皇帝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一同开启匣宣示御书，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
中午时分，道光皇帝驾崩，享年六十八岁。这位在即位之初便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一生得过荣耀，有过屈辱，但最终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着满腹悲愤和宏图破灭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道光皇帝在位长达三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的执政时间。他即位时，虽然踌躇满志，但在那个时节，令皇家骄傲的“康乾盛世”已经过去，令帝国无可奈何的衰败正在蔓延。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大清帝国除了有来自海上的英国敌人之外，内部矛盾也已达到顶峰，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国内矛盾的一个总爆发。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海上蛮夷”英吉利能打得大清帝国毫无还手之力，跟大清帝国内部出了问题是有绝对紧密的关系的。
道光皇帝自然不情愿大清帝国败给英国，不情愿而又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开启了此后大清帝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对外关系屈辱软弱的先河。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纱被撕开了，曾经还可以掩盖的衰败与腐朽的真相，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与西方列强的面前。
不过单论道光皇帝个人，这位勤政守常的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不仅想有所作为，而且力图除旧布新，在其执政的三十年里做了不少努力，其中一点便是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存在的弊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光皇帝是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皇权制度已经开始走上末路的，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超越历史去认知事物。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他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当时的弊病，并力图加以扭转是值得肯定的。
在即位后不久，道光皇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弊病丛生的状态，而且日甚一日，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吏治的败坏，例如横征暴敛、虐取于民、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正像《道光朝东华续录》中所形容的那样：“积弊相沿，挽回无术。”
因此，道光皇帝从即位伊始便勤于政事，以“虚心实行”四字自勉，在朝廷内提倡节俭，并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也并没有被英国人的枪炮吓住，而是坚决主战、镇定指挥。虽然作为最高决策者，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要负首要责任，但也不能否认他尽力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甚至在战后针对军队存在的弊端，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为后来洋务运动的萌芽。
道光皇帝的遗诏上有这样一段话，或许，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亲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想做个有道明君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话说回来，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显然这位勤政守常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当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在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肆意驰骋时，道光皇帝却还在为清除衰败帝国的沉疴痼疾而努力。即使他十分勤政，也只是着眼于帝王家业如何延续，而不是真正意义地在国家层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从个人素质来看，道光皇帝具有励精图治的美好愿望，但并不具备“图治”的才能。
道光皇帝和他的前辈们一样，自幼接受着系统严格的皇家教育，不可能脱离开中国几千年来建立在封建农业基础上的传统思想体系。自幼生长在深宫之内，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着眼于世界大格局，从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思想中汲取养分，这就决定了他的“图治”只是在遵循封建旧制的范围内踱步，甚至仅仅是修补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制度。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思想上受到震动，但事实上纵观战后大清帝国各个领域，除了在军队方面有所改革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道光皇帝也被迫睁开眼，了解了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但是封建传统的思想使得他无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认真去吸取西方世界有益的东西来改变大清帝国的现状。因此，大清帝国也就不可能跟上当时世界急速变化的节拍。从这个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依然在沉睡。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最后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内心始终处于一种悲愤的状态，但他并没有将悲愤转化为动力，可以说是悲愤有余而振奋不足。除了依靠一些民间力量去继续对抗英国人之外，他没有自上而下地实施符合世界潮流发展的变革，甚至随着他精力的日渐衰弱，大清帝国的形势比战前更加不利，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种不利形势的最直接显现。
客观地说，道光皇帝是在大清帝国日益衰败的情况下登上帝位的，他想要挽救的是一个危机四伏、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他的理想是守好爱新觉罗家族的“伟业”，但这份家业在当时已经被世界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即将淘汰出局。道光皇帝的努力，只不过是为将要倒塌的皇权庙堂支上几根朽木，就像一个医术并不高明的大夫，想要挽回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人的生命一样，结果必然是无济于事的。道光皇帝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道光皇帝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后代却依旧重复着这个悲剧，而且还要持续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