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区当时新建，老上级曾思玉也参加了清丰之战，上一段文字中，萨曾对曾思玉司令员是否指挥了清丰之战表示怀疑，不过有朋友告诉我，老萨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曾思玉司令员和他的搭档段君毅政委（后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正是清丰战役的指挥者，反而是我认为参加了清丰战役的万里当时还没有到八分区。
这位兄弟并引经据典指出了曾思玉中将的回忆中提到过此战：
“1944年5月中旬，我和段君毅带领部队从保卫麦收战役胜利地返回到颜村铺。这时，我们就接到清丰县基干大队付学楷、政委李斌送来的情报，要求我们消灭日本顾问团，解放清丰城。段君毅政委一看，非常积极主张攻打清丰。他一再说：‘曾司令，这是一个好战机，抓住这个战机，消灭日伪军，解放清丰城，武装保卫麦收。’我同他说：‘段政委，我们一面上报军区，一边调动七团，分区特务连，炮兵连到六塔集结，由七团政委杨俊生、参谋长徐仲禹统一指挥。乘敌立足未稳奇袭清丰城。’”
感谢提供资料的朋友，您看，这么一补充，这一仗的面目是越来越清晰了。
话说八路虽然行动隐蔽，但日军的耳目也很灵便。就在杨俊生率部到达六塔的同时，驻大名的日军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集结。土八路大举活动，如果换在1942年，估计日军会立即组织个扫荡什么的。可现在是1944年了，已经被打得没了锐气的皇军轻易没有这样的勇气了。29日，大名日军警备队长藤坟大尉匆忙赶到清丰，报告八路要来的消息，请求在清丰的日伪军立即撤离。
不过，正因为拿下清丰城而得意洋洋的川本等人根本听不进去。
日方史料如是记录：
“29日，道尹［指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萨注］亲自安排县城的警备部署后，与各县联络官在原警备队队部召开会议，讨论粮食、棉花的收买，清丰县的布防等问题。会议进行中，大名县警备队的藤坟大尉带着一个小队的警卫部队紧急赶到清丰，请求各部火速撤离。但是，意气风发的各联络官拒绝了这份好意，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当夜，当大家都睡着以后，中共军的袭击突然开始了。”
从这一段来看，日军也有一个小队（50—70人）参加了清丰之战，并在战斗中被歼。根据《北支那特别警备队战友会报》，藤坟大尉曾被用担架抬到邯郸汇报战斗经过。此人叫藤坟，看来或许祖上就善于“腾坟”给战友……
而中共方面的材料曾经提到，这批日伪官员是在清丰研究抢粮问题，打清丰主要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抢粮计划”可见对敌方动向了解极为准确。
至于为什么这样准确，恰好材料中提到进攻清丰的战斗中，有地下党里应外合。
至于清丰城里为什么有地下党，想想那里集中了好几千伪军，要没有八路的“关系”，那才叫奇怪呢。
战斗打响了。
《攻克清丰城 全歼日伪军》是这样讲此战的：
7团2营5连发挥了夜战、近战、巷战的特长，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迅速从清丰城东北角架梯登城，打退敌人七次反冲锋，巩固了突破口，其他部队也陆续拥入城内，敌军龟缩在伪县府小寨内，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
为消灭这一顽敌，7团2营5连在副连长陈景玉带领下，组织4班、5班十八勇士，担任突击组，他们奋勇突进围寨，向敌碉堡投掷手榴弹。这时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向突击组扫射，当场有九名战士壮烈牺牲。5班长段玉生、4班长齐鸿臣同战士张金祥、王金宝、王中得等冲上去，他们先后也被敌人射中，倒在血泊中。在只剩六人情况下，尽管浑身是血，仍坚持同敌人拼搏，坚守住突破口，粉碎了敌人的突击，把敌人压缩在寨内房子里，直到副连长带着第二梯队冲上去，他们又继续向敌人冲锋，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其余残敌见势不妙，仓皇向西北突围逃窜，我7团4连、6连和清丰、南乐基干大队予以当头阻击，在旷野中，以猛烈炮火，全歼敌人，无一漏网。至上午10时，清丰城日伪军全部被消灭干净。
看来，这一仗土八路是动了炮。
而日方《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叙述此战的：
保安队各部试图在城墙上布防的时候，整个县城已经被团团包围。随后，双方在全线展开激战。半夜3点，东关首先被突破，中共军冲进城内。在这种情况下匆忙调集的保安队乱作一团，东逃西窜，完全丧失了战斗意识。不久，名取大尉下令利用天亮前的黑暗掩护，全体开始突围。
但是，被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向外突围是十分困难的。到第二天晚上为止，已经打到最近的南村集（南乐南方约10公里）的日军增援部队，能够迎出来的人员不过日本人8名［应该包括那名命大的藤坟大尉——萨注］，保安队员三十余名而已。
从双方对战斗进程的描述来看，都是东关先被打下，随后日伪军试图突围，结果在突围途中被全歼（五千多日伪军突围合计三四十人，似可算全歼）。只是双方描述的要点不太一样，八路军对战斗中的功臣烈士描述较多，特别强调了攻打敌军最后据点县府大院的战斗，而日伪方面强调破城前后伪军的混乱。
不过，从战斗过程中可以看出几个有趣之处。
首先，那位薛道尹的“亲自”布防，水平很成问题。他把部队放在城中，却没有认真防守可作工事依托的城墙，在已经有警讯的情况下依然摆这样一个“鳖在瓮中”的阵法，属于哪位兵法家传授，实在费解。在讨论此战时，有朋友认为，进犯日伪军大约五千，当时的清丰县城可能驻不下。但是，也有一位清丰籍的朋友给我来信，认为当时日伪军都住在城内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抗战前清丰颇为繁华，城虽然不大，但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叫做普照寺（原名圆明寺），还有几所学校，最大的是清丰师范，都可以驻兵。特别是1944年5月，因中日两军在清丰反复拉锯，居民大多逃跑，日伪军并不愁住宿之处。他家本住清丰南关，仗打完了他祖父回家看房子有没有打坏，发现房子都被马草和粮食塞满。原来是伪军打清丰，怕八路军坚壁清野，携带在四乡征抢的粮秣，人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批东西后来都被八路分还给老百姓了。日伪军还从邯郸拉来了戏班子（估计是那位薛道尹带来的），打完仗南大街上到处扔着锣鼓响器和行头，但戏班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明明日伪军四五千，面对一个团为主力的八路却觉得到处都是敌人，被“重重围困”。
当年国民党军新1军在东北有被俘的军官不服气，说土共每次都是几个打一个，凭着人多。有位明白人张正隆先生说了，进东北的时候国军可比共军多，这种情况下老是让人家几个打一个，只能说双方的指挥水平的确有差距。
这回，曾思玉、杨俊生是不是用兵如神暂且不说，日伪军跟中国足球队一样的布防水平倒是大有帮忙的意思。
日伪军布防的混乱，还在于其指挥系统的紊乱。从实战来看，八路军攻进清丰后，伪军基本失去指挥。那位薛道尹的指挥能力再没体现，实际指挥战斗的是邯郸日本陆军联络部来开会的名取大尉——此人既不是那支“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的指挥官，也不是薛兴甫那支战斗力还不错的卫队的指挥官，连清丰城里最大的日军成建制部队，大名来的那个步兵小队也不隶属于他。他可能仅仅因为军衔和官职最高，被临时推举为指挥官，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螃蟹钓桅杆——悬空八只脚，大概指的就是名取大尉这个情况了。
这要能打好才怪呢。
从记录来看，八路军打伪县府还是费了些力气，这应该也不奇怪。因为薛兴甫那个“三国混成”的卫队，还有藤坟那个日军小队，肯定都在这儿。说起来也有好几百兵力呢，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被打乱了阵脚，闹不好真能死扛一阵子。
说着说着，忽然发现，这名取大尉是“散华”了，那藤坟大尉怎么跑出来了？
都是大尉，这命怎么就不一样呢？